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①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大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涮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②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象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③我生长在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④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穿；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海爷

王春迪

    马三是海爷府上的伙计。一次，他给海爷去外地贩货，还在路上呢，他的媳妇得了恶疾暴毙。

    乡里有个风俗，丈夫外出时死去的妇人，她们的棺材要暂存在城郊的杂树林里，人们称之为“媳妇冢”，直至丈夫回来才能迁入祖坟。如若等不到这一天，那么，这片杂树林就是她们永远的归宿了。

    马三媳妇埋到“媳妇冢”后的第三天，有消息传到海爷府上，说马三几个人在贩货的路上遇上了山贼，马三连人带车从几百丈的山崖上滚了下去，尸骨无存。

    马三贩的货里头，有貂皮、鹿茸、山参，几千两银子的货，海爷愣没问一句，只是吩咐管家把马三那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叫来。孩子讪讪地来了，海爷让他们走近点，大的拍着肩膀，小的抚着脑后，说：“从今儿个开始，你们到府上的家塾来读书吧，跟少爷们一起吃，一起玩，愿意的话，就跟府上的姓吧。”

    小的头上还沾着几根稻草，海爷将稻草一一捏了下来，回头对下人说：“带去收拾收拾，爹娘不在，更得有个样。”

    这时，管家上前一步，问：“东家，马三的媳妇咋办？”管家的意思，马三死了，马三的媳妇进不了马家的祖坟，只能永远扔在荒郊野地里，任那些野狗刨去了。

    海爷叹道：“马三死了，媳妇再扔外头，于心何忍？你去走动走动，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难事。”

    当晚，管家就捎回马家的话，马家人说，马三既然回不来，那女人，就不能算是马家的人了。

    管家本以为海爷听罢会火冒三丈，哪想到海爷突然笑了，他招了招手，管家凑了过去，海爷低声说了几句，管家话没听完，眼已瞪得大如铜铃，他张口结舌地说：“娶……娶一个死人？东家，这……这事使不得！”

    海爷瞪了管家一眼，管家不敢吱声。海爷的意思，是想把马三媳妇“娶”过来，也就是结个“阴亲”，然后把她安葬在自家的祖坟里。

    无奈，管家硬着头皮去马三媳妇的娘家，像模像样地下了礼。马三媳妇的娘家人你看我，我看他，都不知海爷演的哪出戏，但是看着一桌白花花的银子，眼睛直放光，便立刻允了。

    之后，择了个良辰吉日，一阵鼓乐鞭炮，海爷郑重其事地将马三媳妇从“媳妇冢”里请了出来，而后一路吹吹打打地将她“娶”进了自家坟地里。

    在老年间，死人之间娶阴亲，这是常有的事，不稀罕，可活人娶死人，那叫一个新鲜！然而，对此，好嚼舌根的街坊们没一句二话，只夸海爷仗义！

    说起海爷“迎娶”马三媳妇的那个晚上，着实瘆人。那晚，海爷府上专门布置了一间“新房”，床上放着马三媳妇曾经穿过的衣裳。天黑之后，明月半墙，树影婆娑，秋风阵阵，海府上上下下，紧闭房门，吓得不敢出来，唯有海爷，面不改色地进了“新房”，房门一关，和衣而睡，一夜鼾声如雷。

    本来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哪想到三年后，马三竟活着回来了！

    起初，马三为海爷走南闯北，很是卖力，可后来他见海爷日进斗金，钟鸣鼎食，呼风唤雨，前呼后拥，便渐生嫉恨。马三不甘心给海爷跑一辈子腿，思前想后，便暗中串通山匪，将海爷的货全部给劫了，自己还将空车赶下悬崖，造成一种坠崖而死的假象。事后，马三用分得的钱，去关外闯荡，凭着一腔不要命的狠劲儿，竟也发了财。这次回来，本打算接妻儿远走，一打听，儿子随了海爷的姓，媳妇早已去世，再一问，自家的媳妇竟然埋进了海爷家的坟地里！

    这天，马三背着一个重重的包裹来找海爷。见了海爷，也不说话，将包一甩，里面“叮叮当当”倒出一地闪闪的金银。马三昂着头，扯着嗓门嚷嚷：“这些，还你。”

    管家见到马三，撸着袖子，想冲上去，被海爷一把拦住了。海爷微微一笑，说：“坐，马三，坐吧。啥时带人，随你。”

    马三也不坐，说：“活的我现在就带走，死的，等我算好了日子告诉你。”说罢，马三转身就走。

    数日后，马三带着足有百步长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吆吆喝喝，直奔海爷家的坟地。海爷远远地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马三大步走了过去，跪在坟前，重重地磕了仨响头，却没掉一滴眼泪，然后他转身一吼：“挖！”

    随行的五个壮汉，手持家伙，“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不料一个极为普通的坟，挖了一个多时辰也没见到棺木，挖的人一个个累得连铁锹都拿不动了。马三骂了几句，抢过家伙，自己跳到坑里，挥汗如雨地干了起来。可是，眼瞅坑深得已过一人高，愣是啥都没有！

    马三爬了上来，喘着粗气，斜着眼睛看着海爷。

    海爷眉头一皱，招呼府上的家丁帮着挖，谁知刚刚下到第二铲，便碰到了马三媳妇的棺材。

    围观的人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大伙都说，忘恩负义的马三，连他死去的媳妇都看不下去了，就不愿跟马三走！连鬼都敬重海爷的仁义，这马三，真的连鬼都不如！

    此时，马三面如白纸，浑身发抖，再也没敢看他媳妇的坟穴……

缙云的古风

鲍尔吉·原野

    ①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云的事，它是轩辕黄帝的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②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公元239年，缙云人在海拔1200多米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③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大地的崇敬。

    ④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⑤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⑥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归途赋》中叹曰：“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而不易。”在《游名山志》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越多。李白在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开篇写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⑦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⑧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气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7月06日第11版）

象棋的故事

史蒂芬·茨威格（奥地利）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这些棋局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免得被我身边可怕的虚无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的左嘴角出现了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我是一个早就想把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a3、b4、c5、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甚至在睡梦中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像开始被抓进来时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的心备受折磨。我下棋的时候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找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我骂我自己：‘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沉重的眼皮；我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只要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似的疯狂地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血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将死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突然发现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象我的喜悦，因为我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看似应有具有但又一无所有的囚室。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非常狂野兴奋。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不审问我、不折磨我的人吗？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柔和的、温暖的、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我想我是躺在医院里了。”

“中午大夫来了，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什么c3、c4。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神经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节选《象棋的故事》，有删改）

【注】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国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