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艺术都各有它特殊的筋肉技巧。例如写字、作画、弹琴等等要有手腕筋肉的技巧，唱歌、吹箫要有喉舌唇齿诸筋肉的技巧，跳舞要有全身筋肉的技巧。要想学一门艺术，就要先学它特殊的筋肉技巧。

    学一门艺术特殊的筋肉技巧，起初都要模仿。“模仿”和“学习”本来不是两件事。姑且拿写字做例来说。小儿学写字，最初是描红，其次是写印本，再其次是临帖。这些方法都是借旁人所写的字做榜样，逐渐养成手腕筋肉的习惯。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学写字最得益的方法是站在书家的身旁，看他如何提笔，如何运用手腕，如何使全身筋肉力量贯注在手腕上。他的筋肉习惯已养成了，在实地观察他的筋肉如何动作时，我可以讨一点诀窍来，免得自己去暗中摸索，尤其重要的是免得自己养成不良的筋肉习惯。

    诗人和文人常欢喜说“思路”，所谓“思路”并无若何玄妙，也不过是筋肉活动所走的特殊方向而已。中国诗人和文人向来着重“气”字，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气”字研究一番，就可以知道模仿筋肉活动的道理。曾国藩在《家训》里说过一段话：声本于气，所以想得古人之气，不得不求之于声；求之于声，即不能不朗诵。朗诵既久，则古人之声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到我自己下笔时，喉舌也自然顺这个痕迹而活动，所谓“必有句调奔赴腕下”。从此可知从前人所谓“气”也就是一种筋肉技巧了。

    诗文都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做诗文的人一要懂得字义，二要懂得字音，三要懂得字句的排列法，四要懂得某字某句的音义对于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四样都是专门的学问。前人对于这些学问已逐渐蓄积起许多经验和成绩，我们自己既不能件件去发明，就不得不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成绩。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功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功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例子。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功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的集中摹拟古人的作品也极多。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创造是旧经验的新综合。旧经验大半得诸模仿，新综合则必自出心裁。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真实和美

施蛰存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土贡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古时期，贡赋一体。春秋时贡、赋开始出现分化。至秦汉时，土贡已独立于赋税之外。与藩属贡及土司贡不同，其形式主要是各地将地方特产以实物形式上交朝廷或直接交给皇室。明代，土贡制度已较为成熟，且贡物折银也随一条鞭法的施行而得以推广。

    清代的土贡制度，在明代基础上不断改革，到乾隆年间大体趋于稳定。部分土贡物品由无偿交纳改为有偿采买。具体说来，可以确定有偿采买的部分主要是东北土产、织造贡物及密云等地“打捕户”猎得的鹞子、野鸡等活物。这部分土贡，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为国家和皇室采购或生产所得。其余各直省土贡则无论是征实物还是折银，都与田赋类似，仍为对皇室或国家的义务与负担。此种变化，《皇朝文献通考》有“旷荡之恩，洵千古所未有也”的评价。虽然有偿征收的土贡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这种性质上的转变，在中国土贡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与前代相比，清代土贡的种类与数量有所减免，余下的则多数折银征收。清以前的土贡，往往数量庞大，名目纷繁。《通典》所列唐代天下贡物详细清单，有洋洋四千余言，种类令人眼花缭乱。清代考虑到内务府贡中新增东北特产的庞大比重，对前代土贡有所减免。清代东北土贡大幅增加，除典章中记载的人参、貂皮、东珠三项外，尚有粉子蕨菜、蜜饯山楂、蘑菇、野菜、蜂蜜、米面制品、熏制肉食、兽类、鹰隼、各种活体观赏动物、军器原料等品种，反映出满族统治者对于故乡土产的特殊偏爱。

    清代土贡，各省每年入贡次数不等，承担的贡额亦不等，承担种类较多的省份，每年每次所贡的物品也不尽相同。贡品既是提供给皇帝与皇室的东西，其规格自然非比寻常，必须是同类物品中的佼佼者。当贡品的品质、大小等不合要求时，一般的做法是饬令补换，严重者要追究承办官员的责任。

    一般来说，贡物抵京，会由不同的机构根据固定的程序进行检验和查收，然后由内务府或者户部奏报给皇帝，皇帝同意收取则贮库留用。种种贡物的备办、起运到抵京贮库，皆有定制，解员的安置和返回也各有规矩。贡物收讫，大体有消费、赏赐、祭祀和售变四种用途，而同一贡物也有可能同时具有多种用途。东北所贡的各类动物毛皮，除消费和售变外，嘉庆时每年还从售变部分中取一部分貂皮交衣库做成貂褂，由内务府草拟，皇帝钦定名单与等级，“赏卖”给在京大臣、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让他们“先赴银库交价，后赴皮库领取”。

（摘自2015年3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立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

美天文学家提出星光罩理念

    在搜寻太阳系外行星时，遇到的最主要阻碍不是太空光学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能力，而是恒星发出的强烈星光。它淹没了恒星周围行星的反射光，让人们无法观测行星。至今，在解决星光问题上，科学家采用的常规做法是在太空光学望远镜的镜头前安装遮光罩来遮挡星光。然而，遮光罩的方法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光线在遮光罩周围会产生衍射，从而影响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韦伯斯特·凯什宣称找到了解决星光问题的更好方法——将遮光罩从太空光学望远镜前取下，放置到太空中。据7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介绍，凯什基于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创立的光学理论，设计出一种专门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系统，这一系统由“恒星遮光板”和太空望远镜两部分组成，该星光罩呈花瓣形状，直径大约35米，安放在离太空光学望远镜2万公里的太空中，“花瓣”用来遮挡恒星的光芒，而“花朵”中间的孔洞可以供行星发出的微光通过。这不仅能够免去光线衍射现象，同时也能几乎完全阻挡住强烈的恒星星光。当天文学家要聚焦观测某个特殊的星系时，他们可以让星系、太空中的星光罩和太空光学望远镜处于三点一线，最终在没有星系星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恒星附近的行星。

    凯什介绍说，他用计算机模拟和1/1000大小的模型对花瓣形状的星光罩进行了测试，两者的结果均显示星光罩能够极大地减少星光的干涉作用。如果将星光罩同先进的望远镜（如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13年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相结合，天文学家就可以直接获得太阳系外行星的成像。凯什估计，星光罩和光学望远镜这种一前一后的设计能观测到远在100光年处的行星，因此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为100光年的宇宙天体中，那些类似太阳系的星系都可以是其研究的对象。

    对于凯什提出的方案，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阳系外行星专家马克·库兹内表示，星光罩的概念没有得到相关的检验，因此可能会出现无法意料的技术问题。加州工学院的太空望远镜专家查尔斯·贝奇曼就认为，让星光罩精确地在某个位置稳定一定时间以便望远镜捕捉到行星图像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凯什表示，最新提出的设计方案比现有的方法具有更佳的光学特性，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凯什说，“恒星遮光板”可以让恒星发出的光芒衰减百亿倍，使太空望远镜能观测到行星，甚至辨认行星上大陆、极地和海洋等地貌特征，以及甲烷、氧气和水等可能与生命有关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