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需要坚持的方针。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少国人眼中，非遗抢救没有必要，他们主张“淘汰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须改造，主张要与强势文化接轨，要融进西洋文化。如此改造性破坏，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早已有之且令人触目惊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倘若失去了独有的特性与特色，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无独立的地位。

    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传承中生存与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抢救与保护是通过抢救扶持稀有的人间国宝﹣﹣代表性传承人，使濒危项目能以鲜活的形态生存于民间。所以，抢救性保护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濒危项目内在生命，增强其活态传承发展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相承，延续发展。我们实施的抢救性保护是要使其生命力延续下去，而不是使其成为标本珍藏在博物馆。有专家呼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在消亡。事实也是如此，目前一些非遗项目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地方戏曲及说唱艺术中尤为突出。愿意投身戏曲、曲艺事业的年轻人太少，民间文艺团体难以靠演出维持运转，大批剧团面临生存的危机。传统艺术若缺乏创新意识，不能融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内容，缺少具有经典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传统优秀剧目，是很难赢得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应该说这也是传统戏曲、曲艺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濒危语言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抢救与保护的。因为在语言丢失的同时，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语言的生死存亡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今天，一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或正在消失，一旦一种民族语言消失，这种民族文化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消亡，最后势必严重损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倘若语言的传承断档，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等就会失传、消亡。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除了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不但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争斗、阶层属性不断扭结、互动的结果；还要弄清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中对濒危语言的传承，提高各民族大众对本民族母语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应从青少年抓起，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得以群体性的传承。语言之本茁壮，文化之花方能灿烂。

（选自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有删改。）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约十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则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间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庳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与改正，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数据检索出的陌生书籍要跟进阅览等。

（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