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过渡，过渡，老伯伯，你怎么的，不管事！’‘怎么的！翠翠走了，下桃源县了！’‘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吓怕起来了，一面锐声喊着她的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问：“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后来的事当然长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白发

王东

    虽然已经立了春，但是张诚感觉冬天的冷依然弥散在空气里，十根手指和脚趾冻得隐隐发痛。一股北风挤进虚掩的门，从衣领处钻入身体，张诚不禁打了个寒战。

    去村里串串门，走动走动也许会暖和点，张诚心想。可是去谁家呢？赵刚、刘晓燕他们几个前天就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他们说初八就得上班呢。二娃和磊子他们几个昨天也去了深圳。今天一大早，又有好几拨人陆陆续续从家门前走过，或者去广州，或者去北京，或者去成都。这些年轻人一走，好像把年也带走了，家家户户都很冷清。

    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蚕。按照以前的风俗，最起码也要过了初八，这年才算完啊。可是今天才是初六呢，咋就感觉年就过完了呢？张诚心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无意识地朝门外望了望。这时，张诚看到了父亲，看到父亲头上的白发。乍一看，像一层白茫茫的霜。

    “我去挖会儿地。”父亲从猪圈里扛了把锄头出门，对抱着一捆柴火准备进厨房的母亲说。张诚走了出来，说：“爸，这大过年的，挖啥地啊？”父亲说：“唉，现在过不过年和平时有啥两样呢？再说，闲在家里冷呢，干活还热乎些。”张诚心想，是啊，现在过年和平时真没啥两样，于是也找了把锄头，说：“我也去挖会儿地。”

    父亲看了张诚一眼，说：“你在家歇着吧。”张诚说：“闲在家里冷呢。”父亲不再说话，张诚便跟着父亲出了门。

    父亲走得很慢，张诚也走得很慢。这次，张诚将父亲头上的白发看得清清楚楚。近看，白发就是白发，其实并不像霜，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银丝，父亲头上的白发灰白灰白的，远一点看，倒有点像白茫茫的雾。张诚又想起年前，自己和梅芳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家门口时，老远就看到正弓着身子颤巍巍地往家里挑水的父亲那灰白的头。那白头，随着水桶和枯瘦身体的摇晃而跟着一摇一晃的。

    父亲挖了一会儿地，也许是累了，也许是腰腿又痛了，便将锄头杵在地埂上，掏出烟来，递给张诚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张诚接过烟，也将锄头杵在地埂上，点上烟。

    父亲说：“张华他们今天也出门了。”

    张诚说：“我看到了。”

    父亲问：“你们什么时候走？”

    张诚迟疑了一下，说：“还没有决定呢。”

    父亲说：“梅芳不是说你们车票已经买好了么？”

    张诚顿了顿，说：“我想让梅芳一个人出去，我留在家里。”

    父亲深深吸了两口烟，说：“梅芳一个人出去，天高地远，你能放心呀？再说，两个人出去，总能多挣一点。”

    张诚不说话，也深深吸了两口烟，烟雾在风里飘散。

    父亲说：“你留在家里又能做啥呢？种庄稼？这点庄稼也种不出啥来。”

    张诚说：“可以做点小生意啥的。”

    父亲说：“那你准备做啥生意呢？”

    张诚说：“还没想好。”

    砰！远处传来一起鞭炮响，然后又恢复了寂静。

    好一阵，父亲说：“家里人都没有几个，生意也不好做呢，我看还不如出去打工。”

    张诚说：“可是家里……你和妈怎么办？都这么大岁数了。”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我和你妈还能行，我们总比张华爹妈强些吧？你不用为我们担心。”

    张诚不说话，又一口一口狠狠地吸着烟。

    父亲又说：“毛娃后年就要上高中了，燕子明年也要上初中，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俩孩子都争气，听老师说，毛娃和燕子的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唉，我不想看俩孩子以后又走你的老路啊。我到现在都后悔，要是当初憋一口气，砸锅卖铁都让你读书，你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父亲的话戳中了张诚的痛处，这也是张诚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一阵山风吹来，张诚不禁又打了个寒战。

    张诚说：“一停下来就冷得很，都立春了，这天怎么这么冷呢？”说完，张诚又拿起锄头挖起地来。

    父亲说：“是啊，一停下来就冷。”

    张诚和父亲一连挖了两天地，便将家里的地挖完了。

    初八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张诚和梅芳便又背起包，踏上了门前那条通向远方的小路。

    走了好远，张诚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山里的雾很大，只看到白茫茫一片。张诚心想，那会不会是父亲头上的白发呢？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那人醒了

【法】维克多·雨果

    天主堂的钟正敲着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

    那张床太舒服，因此他醒了。他没有床睡，已经快十九年了，他虽然没有脱衣，但那种感受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

    他张开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望了一阵，随后又闭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假使白天的感触太复杂，脑子里的事太多，我们就只能睡，而不能重新入睡，睡容易，再睡难。这正是冉阿让的情形。

    他不能再睡，他便想。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并且排除了其余的事。这一件，我们立即说出来，他注意了马格洛大娘先头放在桌上的那六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

    那六副银器使他烦闷。那些东西就在那里。只有几步路。刚才他经过隔壁那间屋子走到他房里来时，老大娘正把那些东西放在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了那壁橱。进餐室，朝右走。那些东西多重呵！并且是古银器，连那大勺至少可以卖二百法郎，是他在十九年里所赚的一倍。的确，假使“官府”没有“偷盗”他，他也许还多赚几文。

    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三点敲过了。他重新睁开眼睛，忽然坐了起来，伸手去摸他先头丢在壁厢角里的那只布袋，随后他垂下两腿，又把脚踏在地上，几乎不知道怎样坐在床边的。

    他那样坐着，发了一阵呆，房子里的人全睡着了，惟有他独自一人醒着，假使有人看见他那样呆坐在黑暗角落里，一定会吃一惊的。他忽然弯下腰去，脱下鞋子，轻轻放在床前的席子上，又恢复他那发呆的样子，待着不动。

    在那种可怕的思考中，我们刚指出的那种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搅着，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使他感受到一种压力；同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梦想中那种机械的顽固性，想到他从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叫布莱卫的囚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棉织的背带吊住。那根背带的棋盘格花纹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

    他在那样的情形下呆着不动，并且也许会一直呆到天明，如果那只挂钟没有敲那一下——报一刻或报半点的一下。那一下仿佛是对他说：“来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一会，再侧耳细听，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小步一直朝前走到隐约可辨的窗边。当时夜色并不很暗，风高月圆，白云掩映；云来月隐，云过月明，因此窗外时明时暗，室内也偶得微光。那种微光，足使室内的人行走，由于行云的作用，屋内也乍明乍暗，仿佛是人在地下室里，见风窗外面不时有人来往一样，因而室内黯淡的光也忽强忽弱。冉阿让走到窗边，把它仔细看了一遍，它没有铁闩，只有它的活梢扣着，这原是那地方的习惯。窗外便是那园子。他把窗子打开，于是一股冷空气突然钻进房来，他又立刻把它关上。他仔仔细细把那园子瞧了一遍，应当说，研究了一遍。园的四周绕着一道白围墙，相当低，容易越过。在园的尽头，围墙外面，他看见成列的树梢，彼此距离相等，说明墙外便是一条林荫道，或是一条栽有树木的小路。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说，“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选自《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有删节）

多余一句话

秋林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呐，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狐狸精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