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方法，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

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教师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

教师眼里导致活动开展困难的因素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不系统，课时紧、不持久，家校分……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抽去 “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小红帽》《一个士兵》等。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还有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塞上耳塞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在科利亚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注】 ， 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注】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