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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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

    二十四岁，熊希龄顺利中了进士，与张骞同榜。在殿试时，光绪帝很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用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前途无量，春风得意。可是，就在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腐朽如槁木的清王朝，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就是其中之一。端方非常爱惜熊希龄这位才子，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大力保荐。就这样，熊希龄充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长袖善舞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这届内阁不是浪得虚名，真可谓人才济济。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自然渴望有番作为，他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才华横溢，有谋有略，处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

    熊希龄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命运，都输给了那个乱世。熊希龄开始筹办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使得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座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先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熊希龄是决心奔赴国难的，他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节选自《名人传记》

有爱不觉天涯远

    她从小就是父亲最宠爱的宝贝，然而十五岁那年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永远地离开了。幸福到此戛然而止，她从此封闭了自己，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她看着母亲依然衣着光鲜的上下班，和别人谈笑自如，心就像被针尖一样的刺了个遍。

    生日那天，母亲一大早就起来上市场买东西，说要热热闹闹得给她庆祝一番，并叮嘱她放学后把要好的同学都请到家里来。晚上，她独自回来，看到家里流光溢彩，桌子上摆着生日蛋糕，插着十六支蜡烛。

    她刚一进门，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纷纷往她手里塞礼物，祝贺她生日快乐。母亲在旁边兴奋地介绍，母亲问：“怎么没带同学回来？”

    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没有爸爸在的生日，我不快乐！”就把手里的礼物通通摔到地上，留下不知所措的母亲和一屋子尴尬的人，头也不回地跑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重重地关上。

    晚上，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压抑的哭泣声。她在父母的房门口站住，房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背对着她，肩膀剧烈的抖动着，这是父亲离世后，她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她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母亲的肩膀竟是如此瘦削。她默默地站了一会，终于走进去，轻轻的揽住了母亲的肩头。

    第二天，她起床时发现床头放着一张字条：“娇娇，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娘俩儿在一起要快乐的活着，他才会开心。有爱不觉天涯远，哪怕是在两个世界。”

    高三那年，母亲失业了。但她没有任何抱怨，登上三轮车大街小巷的叫卖水果。

    有一次，她走过一个路口，正好看到母亲的单轮车停在那里，有个人在挑苹果的颜色不好，价格太贵，母亲谦卑的陪着笑脸，不住地说好话，那人还是不依不饶，称完了非要再添上两个。

    母亲急了，正争执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城管来了！”母亲钱也不要了，骑上三轮车就跑。那条街正在挖暖气管道，母亲没留神，三轮车便崴进了旁边的沟里，她看见母亲麻利地爬起来，扶正三轮车，也顾不上捡掉在地上的苹果，继续蹬着车往前飞奔。

    她跑过去把地上的苹果捡起来，看着母亲的背影飞快的消失在街角，她突然蹲在地上，泪水再也忍不住的流下来。

    母亲艰难地供她读完了大学。她得到了全额奖学金，要出国深造。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把该叮嘱的都叮嘱了一遍。

    她依偎着母亲，一直沉默，到开口说话时，已是泪眼婆娑：“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母亲笑着说：“傻丫头，有爱不觉天涯远，你就是去了火星，也跟妈妈眼前一样。”母亲轻轻的笑着，可是她的手却在颤抖。

    学成归来，已是三年之后。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大公司高薪录用，还买了复式楼房。

    有一天夜里，她听见母亲一直咳嗽，就起来去看，母亲却闭着眼睛，好像睡熟了。第二天，母亲说想家了，要回去，她急了，说：“你要回哪儿去？这就是咱们的家啊！”母亲执意要回，她无奈，只好送母亲回去。母亲回家后一直咳嗽，最后竟咳出血来。送母亲去医院检查，竟是肺癌晚期。医生埋怨她：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九月的阳光灿烂耀眼，可是她的世界却失去了颜色。

    一个月后，母亲静静地去了。最后的时刻，母亲抓着她的手，嘴唇翕动。她俯身上前，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乖……不怕……有爱……不觉天涯远……”

    有爱不觉天涯远！她跪在母亲床前，泪如雨下。

天堂的灯

    2006年7月3日，星期一。洛阳市浅井头中学特别批准：允许初一（2）班的女生胡艳艳来校上半天课。这是已经停学三年、患再生性贫血停治三个月、奄奄一息的胡艳艳最大的幸福了。

    胡艳艳家穷，母亲早逝，她和捡破烂的父亲相依为命。艳艳9岁才上学，小学几年，她品学兼优，获得过市级和省级各类大奖28次。为了上学，她成了最苦累也最快乐的孩子。她必须抢课堂之外的所有时间干活，只为了能让爸爸每天多捡点垃圾。可惜，15岁时，胡艳艳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时，医生护士没能禁绝她在病床上继续她的学习，同学们来当“二传手”复述课业，老师们也每个星期轮番到病房为她补课，她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完了小学并考上了初中！她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最大的理想是“把自己的生命之火化作一篇篇温暖人间的诗文”。

    家里太穷，社会各界捐助的钱，让她的生命在不断输血中延长了三年，已经算是奇迹了。几天前，一向坚强的胡艳艳哭了，她嘤嘤地说：“爸爸，我很想回学校上一堂课……”爸爸立即去学校。学校惊动了，校长当即就落泪，特意批准她上半天学！八个女生用手臂交织成特殊的“担架”，把胡艳艳架进了校园。到校，离上课还有十多分钟，每间教室都有欢迎她的队列，还有“艳艳你好”的彩旗！一走进校园，每个人眼前的风景都有前所未有的新意——花坛、雕塑、操场、小果园，那棵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树，还有图书室、教学楼、宿舍楼、教室。

    上课铃响了。看似正常中的震撼与悄然转变：人们都比往常认真了，亲近了，默契了。老师含泪的微笑，同学们端正的坐姿，就连校园清洁工也格外勤奋起来，一遍又一遍擦洗花坛的池壁栏杆！艳艳在靠前正中的位置坐好，笑着，但仍是没忍住，泪水撒在了桌面上——幸福的泪、疼痛的泪，留念的泪……

    这节课，是老师特意安排的，艳艳最喜欢的作文课。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是：《今天》。

    同学们都含着泪在写，包括平日最讨厌作文的同学。

    “我有许多‘今天’没能做到最好。今天，我又回到学校了，这里是我的天堂……”胡艳艳在本子上一字一字的写，很重很慢……

    胡艳艳的作文没有写完。她写的最后一行字是：我真想做一盏灯，挂在这人间天堂的上空……她晕倒了。送医院后，由学校发起，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义捐又自发形成，但，艳艳生命的火焰已经燃至极限了。

    2006年7月7日，艳艳走了。但，她把天堂的灯留给了大家。

    （选自《杂文报》）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

       父亲吃了一碗老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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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节选自《祝福》）

歌女

契诃夫（俄）

    当年她比现在更漂亮，歌喉更动听。夏季的一天，在她的楼房里，坐着尼古拉，是她的崇拜者。天气闷热难耐。前厅意外响起门铃声。“大概是邮差，也可能是女友。”帕莎说道。

    尼古拉从来不回避帕莎的女友和邮差，但这次却躲到隔壁房里。帕莎拉开门，让她吃惊的是，门口站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年轻漂亮，衣着考究，俨然一位高贵的太太。

    “请问您有什么事?”帕莎问道。

    太太没有回答。她朝里迈了一步，慢慢打量房间，然后坐下来。

    “我丈夫在你这吗?”她木然地问道，哭红了的大眼睛瞧着帕莎。

    “什么?”帕莎小声说，手脚开始发抖，“没……太……我不认识您的丈夫。”

    太太几次用手绢擦地苍白的嘴唇，不时屏住呼吸克制内心的颤栗，帕莎则呆若木鸡地站在地面前，不敢正跟看她。

    “那你是说，他不在这?”太太的语气明显带着责问。“你卑鄙，可恶……”太太厉声说道，并带着仇恨和厌恶的神气盯着帕莎。

    帕莎感到自己一定给这位一身黑衣、眼神愤怒、手指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某种丑陋的印象。她觉得，如果自己长得瘦一些，不涂脂抹粉，还可以隐瞒那并不高贵的身份。

    “我丈夫在哪?”太太说，“不过，他在不在这也无所谓，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瞧你干了什么好事!”

    太太站起未，愤愤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帕莎望着地，吓得懵懵懂懂的。

    “今天就要来抓他，逮捕他，”太太说到这抽泣起来，这声抽泣听出地的屈辱和懊丧。“我知道，是你把他弄到了这般可怕的境地!”

    太太继续在房里走来走去，绞着手。帕莎呆呆地望着她，不明她的来意。

    “我，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委屈地哭起来。

    “你撒谎!”太太高声训斥，悉狠狠地瞪着她，“我知道，这个月他天天在你这里鬼混!我告诉你：他盗用公款，为了你，他不惜去犯罪。”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坚决地说，“他有妻子，儿女……一旦他判了罪被流放，那我和我的孩子就要活活饿死……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救他，使我和孩子免得丢脸和受穷。如果今天能送去九百卢布，他就乎安无事了。只要九百卢布!”

    “什么九百卢布?”帕莎小声问道，“我，我不明白……我可没拿过。”

    “我不是跟你讨九百卢……再说我也不会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东西……你把我丈夫送的东西还我就是了!”

    “太太，先生什么东西也没送过我!”帕莎突然叫起来，开始明白她的来意了。

    帕莎拉开梳妆台的一个小抽屉，取出一个空心的金镯子和一只成色不足的宝石小戒指。“给您!”她把这两样东西递过去。

    太太霍地涨红了脸，面部肌肉抽搐起来。她受到了侮辱。

    “我不是来乞求施舍的，我是来讨回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利用你的诱惑，榨干了我的丈夫。星期四，我看到你和我丈夫在码头上，那天你戴着贵重的胸针和锡子。所以，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扮成无辜的羔羊!”

    “我向您保证，除了这镯子和戒指，从您丈夫那没见到任何东西。”帕莎说，“先生通常只给我带点甜馅饼。”

    “甜馅饼……陌生女人冷笑说，“家里的几个孩子饿肚子，你这里倒有甜馅饼!你是肯定不想退回东西了?”不等回答，太太坐了下未，眼睛盯着一处地方。

    “现在该怎么办?”她说道，“要是我弄不到这九百卢布，那他就完了，我和孩子也完了。”太太用手绢捂着脸，痛哭起未。

    “我求你了!”她边哭边说，“是你害得我丈夫倾家荡产，是你毁了他的前程，你救救他吧……你可以对他不同情，可是孩子……孩子有什么过错呀?

    帕莎一想到几个小孩站在大街上，饿得哇哇哭，自己心中也不好受。

    “太太，我能做些什么呢?”她说，“我向您保证，我没有得到尼古拉一点好……在我们这班歌女中，只有莫蒂一人有财主供养，其余的都靠挣面包勉强过日。尼古拉是有教养有礼貌的先生，所以我才接待他。我们不能不接待呀。”

    “我要东西!把东西还给我!好吧，我给你下跪!这样行了吧?”

    帕莎尖叫一声。她感到，这个苍白而美丽的太太，骄傲而高贵的妇人，当真会给她下跪，太不可思议了。

    “好，我给你就是!”帕莎擦着眼睛，“不过东西不是尼古拉的……东西是别的客人送我的。就按你的意思办，太太……

    帕莎拉出五斗柜上面的抽屉，取出一枚钻石胸针，一串珊瑚，几只金戒指，一个金锅子，一块金表，几颗金纽扣，全交给了太太，帕莎摊开双手说：“这下我什么也不剩了。

    妇人颤抖着手把珠宝包在手绢里，一句话没说，甚至没点一下头，走了出去。

    隔壁房门开了，尼古拉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眼睛里闪着泪光。“我的上帝，她高贵，骄傲，纯洁……她竟想下跪……求你这种歌女!是我把她逼到了这一步，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你离我远点……”他厌恶地大声吗道，急忙推开帕莎，向大门跑去。

    帕莎呆神瞬间，尼古拉已没了影子。

(写于一八八六年，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