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它是一种广泛的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而且焦虑问题多，焦虑度较高，特别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情绪还可以相互传染，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近年来，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打破，这种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因为对“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只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不公道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彻底治愈“焦虑症”绝非朝夕之功。

（选自2013年《人民论坛》，有删改）

文章出苦心

    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像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了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意兴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提笔作文时最好能选择这种境界。

    不过这是理想，有时这种境界不容易得到，有时虽然条件具备，文思仍然蔽塞。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抽象的理论姑且丢开，只就许多著名的作家的经验来看，苦思也有苦思的收获。唐人有“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传说。李白讥诮杜甫说：“借问近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长吉的母亲说：“呕心肝乃尔”。佛洛伯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他们的成就未始不是从这种艰苦奋斗中得来。元进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所能看到的来说，苦心是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拔茧抽丝，鞭辟入里，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霍然贯通”。普遍所谓“灵感”大半都是先经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的时机便突然涌现。难关可能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

    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高速发展，网络语言蔚为大观，成为互联网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现今网络时代，网络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新兴语言形式，网络热词如“任性”、“点赞”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些词也成为近期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在适应和满足网络交际需要的同时，具有戏谑、嘲讽、娱乐性质的网络语言充分展现了语言游戏功能的魅力，也给语言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网络语言包括网络语境下的各种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等，包括网络热词、网络言论、网络技术专业用语和网络文化词语等。当下，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呈现与干预越来越显著，对社会的关切度日趋凸显。网络语言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的另一面镜子，体现了人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网络语言相关研究成果涵盖了从网络词语到网络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较好地揭示了建立在汉语文基础上的网络语言传播过程；研究观念从常用常新的语言描写，到顺应论、模因论，不断与时俱进。

    网络语言的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本体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语义学、语用学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语言系统内主要集中在网络语言中词语的构词理据及特点、语义色彩及风格、修辞效果、语体风格等；语言系统外则涉及社会文化、社会伦理、舆论传播、传媒影响、思维认知等方面。

    网络媒体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特性和功能为“任性”的网络语言提供了创造和传播的平台，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常常引起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专家的共同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成因和特点，甚至预测其走向，这无疑对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说，网络语言将研究视角指向网络社会的人，弥补了现有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网络时代的不足。网络语言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应用于网络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此外，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如果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它就有生命力；反之，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网络语言的发展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新词新语诞生后要有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自生自灭，另外一部分将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也是语言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一个途径。因而，面对蓬勃发展、内容上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的网络语言，决不能一味地追捧或棒打，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丰富的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化的视角，坚持“规范即是服务”的理念，科学、动态地分层次进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语言为社会语言生活服务。

    网络语言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包括网络话语评论体系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和意义，网络文体、语体、修辞表达与思维认知的关系，网络上不同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规范，网络语言和语言生活主客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心理学分析，网络语言和其他媒体语言的多元比较等。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抗和互补

    ①相对于“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实际上是指20世纪的文学，或者是指发表在纸质媒体上的作品。

    ②20世纪初，在国家安危存亡的时刻，以意识形态为主轴的思想之争，已经悄然决定了百年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使得文学的“警世”功能被强化，到后来对“阶级斗争”的书写，文学在意识形态旋涡里愈陷愈深。改革开放之后，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但始终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反思苦难、颠覆价值的阶段徘徊。当代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和才智的作家，却为什么迟迟不能登上世界文学的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格局小，视野窄，不足以表达普世价值观，难以与世界主流文化融合。

    ③20世纪的一百年特别是后来的50年，文学在思想上的负重前行，解决了民族精神成长的一些问题，但积压的伤痛阻碍了它在新世纪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使这一现象的改变具有了可能性。它基本上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让文学回归到本能的状态。

    ④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对自由心灵的表达，是伟大思想与丰富想象力的结合。而“网络文学”的特质正是“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网络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职业，而且绝大多数与文学无关，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身份背景千差万别，他们的创作因此有着别样的风情与广阔的视野。网络文学往往以颠覆经典文本的面貌出现，在写作中以轻松、嘲讽的气氛取胜，与传统文学正儿八经的叙事、抒情，神与貌皆相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以全新认知面对这一文学形态。有学者提出，网络文学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生存中写作”，而职业性作家文学则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在写作中生存”。

    ⑤文学的游戏精神也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此外，网络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也使其成为新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策源地，它通过不断的尝试，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⑥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是由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等精英权威掌握话语权，网络文学则比较倾向于民间意识。因此，传统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比较严谨，对作品的审美趣味要求比较严格，对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持有谨慎怀疑的态度。而网络文学是天马行空，任尔驰骋。它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也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

    ⑦目前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兼容的时代，“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包容和互补既是必需也是必然。

    ⑧因此，我个人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大家必然出现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互补之后的一代人当中。他们将推动中国文学产生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价值观和人生观又与世界主流文化趋同。最初由网络开始走向文学世界，“网络文学”是他们的翼，然后在“传统文学”中他们找到民族的根。于是他们弥合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鸿沟，使中国文学纵横合一，蔚为大观。

（节选自《网络文学：没有航标的河流》）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代，儒、墨学说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更大。秦始皇采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秦朝“二世而亡”。汉初尊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的圣人。隋唐时代，佛学昌盛，儒、释、道三教并尊，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代理学兴起，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是应该承认的历史事实。

    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与西欧相比，确实是落后了；在古代，中国与西欧相比，应如何看待呢？近来出现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对人的设计的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在民族传统中个人的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算不得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不可以不辩！究竟是中国传统中缺乏个人的人格概念，还是某些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呢？

    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问题。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以孔孟为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显然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了。孟子宣扬“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肯定。儒家的学说确实不是主张“自我中心”，而是主张从自我出发，由己推人。这种由己推人，可以说是人我并重，人我兼顾。

    儒家学说虽然不主张“个人本位”，但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虽然不主张“自我中心”，但也肯定自我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承认人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越来越严酷，明清时期，专制君权日益加强，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生机，但是不应把专制君权的罪过都归咎于儒学。

    儒学的内容与近代世界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但是在历史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儒学表示赞佩，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儒家学说标志着“人的自觉”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儒家的理想主义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理想主义媲美。我们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应对儒学有较深的理解。

    儒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矫正儒学的偏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传统，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