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守宰（宰：地方官），摄制四海，适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后乃谋臣献画（计策），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治，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滑（凶恶狡猾之人）时起，虐害方城，失不在州而在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材料二：明太祖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明太祖）罢丞相始也

——柳宗元《封建论》

表1

材料一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三

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宋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