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八部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14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映5天，成为领跑春节档的票房“黑马”。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紧随其后。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春节期间日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1.1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全国电影亲房超过50亿元。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观影需求。

    （摘编自于佳欣《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透视过年方式之变》，2019年2月1日新华网）

    材料二：

    《流浪地球》票房已超30亿，收获了票房，也收获了口碑，展现了中国人全球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开始聚焦人类命运。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认为：“中国电影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正在崛起，但未来题材一直没有突破。《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极大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观影需求。”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去流浪’， 这样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大片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该片充满着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义，既有家园情结，又透视出家国情怀。

    《流浪地球》的热映，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专家和观众的如潮好评中，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摘编自牛梦笛《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2019年2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月10日18时，春节档内地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5亿，排名前三的影片票房均破10亿元；《流浪地球》票房19.24亿，《疯狂的外星人》票房14.10亿，《飞驰人生》票房10.13亿。

    实际上，票房创造历史新高并不令人意外，其背后是我们迅速增长的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6万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占我国GDP的十分之一，可见我们文化产业体量宏大；同时从8.2%的增速来看，也高于GDP6.7%的增速。其中文化服务业34454亿元，增长15.4%。

    距离普通民众最近的文化产业消费，就是电影市场。电影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市场的火爆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从中捕捉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费信号，即我国居民已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文化产业的消费，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逆转的消费新趋势。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代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存在问题。虽然我国当前文化产业规模扩张迅速，我们依旧缺乏一些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lP。当然了，推动文化领域全产业链发展，有关部门也需要发挥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文化企业发展的种种束缚，释放出文化企业的真正生产力。我国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集聚了很多的人才资源，有着非常强的实力与基础，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压舱石”，激活这些资源必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其中不少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或将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龙头。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正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不断扩张文化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深度挖掘IP价值，建立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外谋评《流浪地球》称，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好莱坞式“太空竞赛”，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培育出更多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

（摘编自盘和林《春节档电影票房超55亿，我们还缺点啥》，2019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材料一：

    俄罗斯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75 倍，加拿大增长12 倍，澳大利亚增长6倍，马来西亚增长8倍，新西兰增长7倍，芬兰增长 5 倍……8 月 15 日，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伴随着中国人的出境游高峰，一股移动支付的发展浪潮正席卷多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去年暑假发表演讲，认为不普及移动支付会让中国游客嫌弃新加坡落后。一年过去，新加坡移动支付普及度果然出现明显增长，出租车、樟宜机场、知名景点中，已经有超过七成支持使用手机付款。新加坡旅游局甚至官方出马，在暑期联合商家向中国用户推出“支付宝价”，对于中国人熟悉的优惠方式，他们显得完全不陌生。不仅是新加坡这样的热门目的地，像迪拜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在奋起直追，银行表示他们正加强与支付宝的合作，期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将接入支付宝的零售商从现在150家拓展到1000家。

    （摘自《暑期全球“抢人”招数多：多国移动支付几何级增长》，《北京青年报》2018 年 8 月 17 日）

    材料二：

    当今，我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发展迅猛，在医疗支付方面各种移动支付手段都相继推出，移动支付手段在医疗领域能解决传统“挂号、收费、候诊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弊病。因此，应该更好地普及移动支付融入医疗领域。之前患者到医院就医，挂号、候诊、支付都需要排队等候，绝大多数的时间浪费在排队等候上，使得患者的就诊体验降低。医院通过缴费自助设备来进行挂号缴费等项目，减少患者排队等候的时间。在当今社会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广泛的投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作为移动支付与医院的患者服务系统的一个交接点，可以让用户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让患者自助完成就医的各个环节。例如掌上 APP，一个可以支持挂号、患者取药、检查、入院和手术的费用支付软件。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仅通过个人手机就可以悉知医院就诊的各类信息，让患者在家里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医院排队叫号情况，预约挂号也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手机也会推送检测报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实现在线支付医疗费用，减少就医时间。

    （摘自胡川《移动支付在医院收费系统中应用的现状与思考》）

    材料三：

    移动支付的整个过程都是自主的，现在的扫码乘车出售的都是单程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售票环节进行结合，避免了现金交易，使得进出站口时间大大缩短。在进站时，乘客可以使用有地铁专门开发的支付 APP 或者是第三方软件（例如支付宝、微信等）购买虚拟的二维码电子票。乘客进站时，只需在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的检票机上进行扫码即可进站，此时乘客进站点的位置信息就通过二维码传输到系统中；乘客出站时，经过二维码识别检票机进行扫码，此时的二维码包含出站点的位置信息，通过后台计算进行资金的扣除就完成了整个乘坐和支付过程。二维码电子票验证系统是整个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核心，一般来说传统的地铁站必须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均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移动支付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在当时检票口进行设计的时候，很多地铁站的检票口都预留了二维码的识别接口，因此只需在闸机上接入二维码扫描器即可，无须投入过多的成本。

    （摘自耿伟娜《移动支付在地铁中的应用及发展》）

    材料四：

    移动支付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趋势。与国外不同的是，海外发达经济体在“轻现金化”过程中，路径大都从纸币到信用卡再到移动支付，而信用卡普及率仍不高的中国，则直接进入了移动支付阶段。不过，对于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移动支付实现了“弯道超车”，专家持谨慎态度。任何国家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都与其习惯、文化、经济密切相关，各国情况不同，相关监管模式及监管制度也不同，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同时，随着轻现金社会到来，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技术层面，二维码支付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市场层面，部分支付机构可能会挪用备付金或开展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合规层面，部分市场机构可能会违规收单等。另外，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轻现金社会易对老年人、文盲、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造成伤害，造成个人敏感信息泄露，不利于个体管理金融风险等。此外，取消现金也不能杜绝金融犯罪。

（摘自周军《移动支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材料一：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Gould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道：“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 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得以实现，人们很难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进行自然选择和进化方面的研究。然而，达尔文雀提供了自然选择的最好范例。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

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②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①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但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后来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另一个研究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

【注】①地雀：达尔文雀的一个类群。②高斯原理：又称竞争排斥原理，是指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的、但具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长期共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