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笑嘻嘻地往回走了。

校门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围绕着。三个童子军拿着棍子把着大门，维持着秩序，来宾络绎进去。英子的爸爸妈妈一同来了。

学校礼堂里。四角交叉挂着万国旗，台上，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像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上面是“天下为公”的匾额，三十来个少年排成三行，一位老师捧着一盘系着红绸带的毕业证书站在前面，校长走上前来拿起一卷毕业证书。

校长：本届毕业第一名学生ｘｘｘ。

一个眉目清秀的少年出列走到校长面前一鞠躬。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英子打扮成小麻雀同参加游艺节目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她鼓着掌回过头去望着来宾席，看到爸爸妈妈已经坐在那里。妈妈也看见她了，她举起一个苹果向英子示意， 英子就过来了。这时正好那个考第一名的学生从台上下来，回到座位上去，他好象听到有人叫他，回过头去，走到来宾席旁。英子看到那个在草堆里认识的人笑嘻嘻地伸出手来，从学生手里接过了那份用红绸带系着的毕业证书。

爸爸（对英子说）：你以后也要考第一名才好，你看他爸爸多喜欢。

英子：不是他爸爸，是哥哥。

后景里，拿了毕业证书的小学毕业生陆续走回自己的座位。

英子：我们的节目快开始了。

妈妈：快走吧，别误了事。

英子离开了来宾席。奏着《麻雀和小孩》的风琴声嗡嗡地响了。

台上，刘平扮着小孩，他唱着“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英子扮的小麻雀上台了，那块缀着小铃儿的淡青色包头纱，系在小拇指上当翅膀，随着她的跃动，发出很好听的声音。

英子的爸爸妈妈高兴地看着台上的英子。

那个厚嘴唇的人眼睛也盯着英子，认出了就是在草堆里认识的那个姑娘。

闪入一个画面：

英子：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挺难分。

厚嘴唇的人的脸上呈现出一副惭疚和尴尬的神情，目光落了下来。

草堆里。

那个厚嘴唇的人双手支着下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英子站在他面前。

厚嘴唇的人：小英子，我问你，昨天你有没有动过这包袱？（英子摇摇头）我想着也不是你，要是你倒好了。

英 子：不是我，我也搬不动那块石头。

厚嘴唇的人：这地方我不能久呆了，你明白不？（拉过英子的手）往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咱们也是好朋友一场哪！

英 子：你今天好象特别不高兴，你昨天看到你弟弟的文凭多高兴。

厚嘴唇的人（苦笑着，拍拍英子的肩膀）：回去吧，小英子，这两天别再来了。

英 子：你还有故事没跟我讲呢。

厚嘴唇的人：过些天一定讲。

英 子：再见，叔叔。

英子从断垣爬了出来，刚往前走了几步，对面碰见了那个戴草帽的人，英子朝他看了一眼，他好象没有看到英子。英子又看到他后面还跟了两个穿黑衣服的警察，一直往空地那边走去。

英子站在自家门口发着愣。画外，群杂声：

“都在看什么？”“看捉贼，”贼在哪里？”“就在里边，快出来了。”

断垣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家家户户的门口也都站满了人。英子向空草地那边望去。

一群人过来了，那个厚嘴唇的人低着头，他的手被捆上了白绳子，一个巡警牵着， 一个巡警抱着那个油布包袱。戴草帽的人跟在后边。

英子的脸故意藏到妈妈身背后去了，她不愿意看。画外，群杂声：

“这小子不象做贼的样，好人坏人真看不出来了。”

“就是那个便衣破的案，他在这里憋了好几天。”

“说是一个小姑娘给他引的路才破的案。”

街上的人渐渐散去了，只剩下打糖锣的老头儿歇在那里打锣，可是没有一个孩子买糖吃。胡同显得分外寂静。

小学校的课堂里。

秋天了，窗外的落叶吹下来，落到了教室里，落到了林英子的课桌上。韩老师踏着风琴，小学生齐声唱着“长享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林英子一边唱，一边落下了泪珠。

韩老师走到英子身旁。

韩老师：为什么哭？

英子：我没有哭，我每次唱这支歌，眼睛都会发酸，眼泪就掉下来了，管也管不住。

韩老师点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走开了。

日  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树，死，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告诉我说：“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上发帖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风景树

朱道能

    当二货提着两瓶好酒，去看几年没有来往的幺爷时，一村人都把脖子抻得像大白鹅似的。

    “砰——砰”，幺爷院里突然传来两声玻璃的爆响。

    不一会儿，二货跑出门，脸紫得像茄子：“你个老东西，就跟树过一辈子吧！”

    一村人都明白，爷俩一定是为卖银杏树的事杠上了。

    据幺爷讲，这棵银杏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只听这银杏湾的名字，就知道它早已是一村人的风景了。

    夏日，郁郁葱葱的树冠，犹如一把绿色大伞，撑起一片阴凉。一村老少，便惬意地坐在树下，大人随意闲聊，小儿绕树嬉戏。

    待到深秋，树下便是一地金黄。村人就捡拾回去，好生收藏。有长癣生疮的，熬水一洗；有破皮流血的，揉碎一按；有血高晕眩的，泡茶一饮……于是，常有人谢幺爷。他听了，一摆手：都是托先人的福哩！

    眼下有人出高价，要买幺爷这棵银杏树。谁呢？就是村长大军。

    大军原本在城里开公司，当老板。后来作为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招贤回乡，当上了村长。

    大军一上任，立即带来一个致富项目：卖风景树。

    所谓风景树，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柏树、杉树什么的。只要连根刨起，缠上草绳，运到城里一栽，就变成城里人的风景了。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里，野鸡惊飞，山兔乱窜。

    再聚到银杏树下，村人的话题便出奇地一致：谁谁又卖了多少棵树，谁谁又挣了多少钱……正说得热闹，一直闷坐一旁的幺爷，冷不丁冒出一句：“一群败家子！”

    村人面面相觑，然后讪着脸，散去了。

    银杏树下，便陡然冷清了许多。

    大军却常来，尽管问候十句，幺爷也难“嗯”上一声。

    一天，大军神秘地压低声音：“幺爷啊，有人想买银杏树，给你出这个价——”他张开巴掌，五个手指伸得直直地。

    幺爷吧哒着烟，望着地。

    “五千，五千啊！我的幺爷！”大军把手掌伸到幺爷脸前。

    幺爷吧哒着烟，又去看天。

    “这样吧，再加一千……”

    幺爷站起身。

    “七千，七千怎么样？不能再高了！”

    幺爷终于开口了：“先回家问你爹，看你有没有祖宗。再去问你娘，看你是吃奶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

    大军狠狠地朝银杏树踹去，旋即又龇牙咧嘴地抱脚乱跳。

    这事让二货老婆知道了，脚跟脚地赶到大军家里。讲好一万元的价钱后，她一个电话，把在外打工的二货连夜叫了回来……

    这一天，幺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大军来了，板着脸说：“我代表村委会正式通知你，咱们村最近招商引资了家化工厂，需要拓宽进村公路——这棵银杏树在规划线上，要限期移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幺爷“霍”地站起身：“你敢——”

    大军冷笑道：“我是不敢，但是上级领导敢。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天王老子也要为它让道！”

    没几天，施工队果真开进山来。

    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一村人热血沸腾。就连蹲在茅坑上，也不忘拿根树棍，在地上划拉着征田补偿款的数目。

    至于幺爷有多少天没出院门了，恐怕只有村医才清楚。

    等再出门时，一向硬朗的幺爷，竟然拄起了拐杖。他锁上大门，颤巍巍地出了村子。

    几天后，幺爷回来了。

    再过几天，幺爷又走了。

    当公路一步步向银杏树逼近时，幺爷回来了，身后还多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径直来到银杏树下，又是测量，又是拍照，一脸的兴奋。

    村人先是疑惑地张望，恍然后便一下子围过来：哈，幺爷要卖银杏树了！

    正在打牌的二货老婆，把麻将一推，反穿着鞋跑过来，嘴里直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

    来人笑了：“多少钱？无价之宝！我们是文物局的，专门来登记保护这棵活化石的……”

    气喘吁吁赶来的大军，张着嘴巴，半天没换过一口气来。

    幺爷走的时候，正是深秋。

    村医像往常一样，背着药箱，过来给幺爷挂药水。因为化工厂刺鼻的怪味，幺爷一直咳嗽不止，远远就能听见。今天却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村医喊着幺爷，急急地推开院门……

    当二货老婆打着哈欠过来时，村医拿出一张纸，是幺爷提前交给他的遗嘱：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安葬骨灰的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领导，有记者。因为幺爷是全县第一个自愿火化并树葬的农民。

    银杏树下，面对镜头，大军侃侃而谈，谈在自己的带领下，银杏湾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涌现出了田有根（幺爷的大名）这样的村民典型……最后，领导把装有奖金的红包，递给死者家属。就在二货还在发愣的当儿，二货老婆从后面伸手抢过来，捏了捏，嘴角不由往上一翘。当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时，便用手捂着脸，大声悲号：“我的亲爹啊，您咋舍得抛下我们走了啊……”

    树葬的小坑挖好了，装骨灰的布包缓缓打开。大军抢在镜头前捧起一把骨灰，边撒边念叨：“幺爷啊，咱银杏湾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您老就安心地去吧……”

    “噼噼啪啪……”为幺爷送行的爆竹，在银杏树下，骤然响起。一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如同漫天的纸钱，飘撒在幺爷的骨灰上……

（选自2008年《小小说选刊》第24期，有删改）

钢的琴

申平

    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被列为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有老母，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在组织学习了上级有关扶贫工作的文件后，我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只是冲我们笑一笑。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当吴更里带我们来到一间平日里一直上着锁的房间时，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熠熠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选自2018年4月《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