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儒家教育特重诗，《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的最后鹄的，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宗教家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因为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误认美育可以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需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美育为德育的基础，英国诗人雪莱在《诗的辩护》里也说得透辟。他说：“道德的大原在仁爱，在脱离小我，去体验我以外的思想行为和体态的美妙。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须能深广地想象，必须能设身处地替旁人想，人类的忧喜苦乐变成他的忧喜苦乐。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象；诗从这根本上做功夫，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换句话说，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比如你哀怜一个乞丐，你必定先能设身处地想象他的痛苦。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这种看法也与儒家学说暗合。儒家在诸德中特重“仁”，“仁”近于耶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儒家有一句很简赅深刻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

    如上所述，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础。不过美育的价值还不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

（摘自朱光潜《大美人生》）

文艺与观众，另一场相爱相杀

聂昱冰

    ①关于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区别，钱穆先生有一个观点：西方戏剧力求真实，百分之百还原生活。而中国戏剧的要求则是始终和生活隔着一层，它通过各种艺术方式，告诉大家，这是在演戏，不是生活。

    ②所以，在西方，是“戏如人生”，而在中国，是“人生如戏”。

    ③由此联想到，中西方小说也是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西方小说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细节和逻辑上的真实，力求还原生活，再进一步凝练出生活中的秩序和道理。即使是所谓西方魔幻主义题材，也只是装在魔幻的壳里，反映现实生活。中国的小说，则仍旧是“和生活隔了一层”。

    ④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钱穆先生也有论述，他认为：在西方，宗教是人们的慈母，而丈艺作品则是人们的严父。在中国，日常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伦理道德，这些礼教更像是严父，文艺作品则 承担起了慈母的角色。这是一个很贴切而且通俗易懂的比喻。

    ⑤在生活中，人们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期待是不同的。尤其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严父慈母，父亲永远都是要板起面孔，让孩子们望而生畏。母亲对孩子则是更多了关爱、宠溺和放纵的。

    ⑥回过头来，再看现在流行的，尤其是网络上流行的散文、电影、电视剧，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甜甜的、浅浅的、看完后没任何意义的。即使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战争的，情节和细节也大多是荒诞不经的，经不起推敲的，只为了让观众取乐的。其实这些书和剧的内容，都是对观众平日里受束缚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放纵。

    ⑦把文艺作品当成母亲，是一种融入骨血的习惯。人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位盲目纵容着我们、宠溺着我们的母亲，和不是一位不断说教的母亲，更不是一位让人望而生畏的父亲。所以，一旦小说和戏剧中蕴含的说教重了一些，马上就被读者和观众排斥。即使“母亲”真想要说点什么，也是要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荒诞不羁的方式。

    ⑧现在有了网络，每一个“孩子”都有了和“母亲”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力，所以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像婴儿期那样，只能无要求的接受母亲的宠溺：妈妈给什么，自己就得到什么。于是就开始向母亲提要求了：我不仅要宠溺，而且还想让你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宠溺我们，否则，我就不再爱你了。母亲肯定是会宠溺孩子的，但她也不想无限度的宠溺。可每一个孩子对宠溺的要求都是永无止境的。同样的，在观众和现在的流行文艺之间也是如此。就这样，“母亲”和“孩子”不得不一次次坐到谈判桌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争夺着对“宠溺尺度”的决定权。

    ⑨估计每一个做了妈妈的女人，都有过一个愿望，“我不仅要做慈母，还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但大家都明白，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现在网络上的各种文章、剧作大概也是如此，州门仍旧在努力地进行并完成着各自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我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还不会失去你对我的爱。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从偏见到卑劣

温宪

    在西藏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国际上某些自以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颇为失态，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怪劲儿。然而，当偏见膨胀得“越了线”，便走向了卑劣。

    试举一例：某英国专栏作家日前撰文，除了极为荒谬地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外，还声称“当西藏形势恶化后，以奥运会为武器针对北京的压力将增大”，中国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深切关注为全球反华势力提供了“机遇之窗”，继而煽动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各方人士，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应参与“一个滚动的全球范围的反华抗议”。不仅如此，这位曾有从政经历的人士还极力鼓动说：“当西方政治家面临无力扭转经济颓势和人们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上的愤怒郁积之际，将辱骂倾泻于中国，为这些政治家从其他灾难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荒谬吗？就是如此荒谬！如同经过热炒后，远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被荒诞地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一样，如今借着西藏问题，西方经济颓势、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等“灾难”与奥运会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被联系到了一起，真是一语泄了天机！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它还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反华势力无知而狂妄、狭隘而傲慢、起哄而无理的嘴脸。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盛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一种借奥运会得以承载、传扬的高尚精神。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所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超越了人类一切宗教的‘宗教’”，这个“宗教”所宣扬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那些人类所推崇的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奥林匹克运动初起时令人感动的约定之一是赛会期间交战各方一律休战；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令人感动的一幕便是与火炬同时高高举起的橄榄枝。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奥林匹克精神理应更加具有理性包容、平等沟通、促进和谐的诉求。在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面前，那些不肯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受制于冷战思维定势的人们是不是显得距“道义制高点”很远？

    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真诚努力见证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崇尚，履行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地球村变小了，诸如奥运会在内的许多关乎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办，也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才能将国际社会的好事办好。恰如英国奥委会主席科林•莫伊尼汉所言，“体育运动和奥运会本身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让中国蒙羞不会赢得任何成果，最终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些以阴暗心理或阴险举措诋毁、攻击乃至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人，伤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亦将蒙羞。

上述幸灾乐祸者文中有言：“魔瓶已经打开，如何终结尚未可知。”其实，结局可以预料：打开充满偏见的魔瓶后，亵渎奥运者终将自取其辱！

——2008-04-02 06：57：26新华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 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色彩在服饰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物的塑造也有莫大裨益

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色彩的应用是和时代背景、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各不相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色彩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以“礼”为中心的色彩本质是一致的。色彩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状态、宗教信仰程度密切相关。红色被认为象征着生命、热烈、高贵、喜庆、常为达官贵人所用。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被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冷色则有朴素的象征，多为布衣百姓所用，但庶民百姓在古代的喜庆节日里也用红色，展示出一种交叉的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越礼”的用色是不被准许的。

中国服饰色彩的“五色”观念由来已久。《易经·系辞下》中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有衣与天相应，下有裳与地相称：天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取天之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用地之色为“黄”。上衣下裳，上玄下黄，

这便是中华服装的最初形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类的主观色彩意识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于是服饰色彩文化就带上了政治性、人文性的烙印，赋予了物质的色彩与精神的情感特征，以表达喜怒哀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各有喜爱的颜色，这与其各自的经历、教养和性格有关。基于此，曹雪芹就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出发，把不同性格的人喜爱的色彩加以点染，使其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较有力的艺术手段……

《红楼梦》中人物服装色彩的应用，也蕴涵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如：红楼服饰色彩中，红色是提到最多的，有三十多处，其中名目繁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杨妃色等等。曹雪芹事先为贾宝玉一角设定了红色作为其基调与背景，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贾宝玉少年时自诩“缝洞花王”。并将自己居所题为“绛芸轩”，一个“绛”字既点出了与林黛玉的前身绛珠草之联系，又再次点出了“红”字。大观园中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以及后来在诗社所起的“怡红公子”之号无不在提示这位贵公子是爱红之人。贾宝玉是贾府的贵公子，穿红、服红符合他的身份，也暗暗寄托了一份贾府上下对他继承家业使之振兴的殷切希望。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红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含义。汉代的刘熙在《释名》第四部中指出，“红色为赤，太阳之色”。因此，红色是一种极具活力与热情的色彩，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阳性气质。……而贾宝玉的“红色”性格特质恰与此都是相吻合的，曹雪芹在文中的服饰色彩中大量使用红色也暗含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绿色在《红楼梦》中则是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色彩符号。她的周围围绕着绿色的色彩氛围，如她的名字中包含了一个“黛”字，黛是青绿色用来画眉的墨；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住在“潇湘馆”，窗户糊着碧纱，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参差、苔痕浓淡”。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相互间的反差最大。但作者显然是想把这两种颜色统一起来，把这两个人协调起来，这寄托了作者对宝黛二人爱情的美好祝愿。

除服饰的色彩外，配饰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章。服饰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配饰不仅在人们的衣着穿戴方面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作用，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配饰往往彰显着主人的审美志趣、身份地位等。古人喜欢佩戴玉饰以喻君子之德，因此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注重礼仪的古代社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佩戴的饰品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据《周礼·大宗伯》载：“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描绘了数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仕女，她们的衣着面料、织锦花纹乃至头上所簪花朵发饰的数量与华丽程度都因地位高低而有所不同，生动地反映了配饰在区分主人身份尊卑方面的内在含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配饰的语句，配饰是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例如：《离骚》中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句子；而曹植笔下的美丽洛神即使“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也要“披罗衣之璀粲兮，耳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描绘了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场面，既委婉含蓄又打动人心，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用“蛾儿雪柳黄金缕”代指年轻美丽的女子，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文字上的审美感受。

配饰不仅在诗词歌赋中闪耀光芒，在唐宋传奇、戏剧、明清小说中更是作为重要道具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就是以“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使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情节曲折跌宕而不散乱。用某一具体物件作为道具来贯穿全部故事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例如《一捧雪》和《桃花扇》都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用某一道具来贯穿情节，使故事一脉相连、结构精巧、关目紧凑，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