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弦妙制有洞天

    有宋一代，琴学大兴，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浓厚兴趣。宋徽宗本人乃操缦名手，对传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当时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一部迎合最高统治者审美趣味的《洞天清录》也便应时而生。

    《洞天清录》的作者赵希鹄，生平事履未详。据明代张萱跋万历刊本《洞天清录》，言其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便将其多年来对各类古董珍玩的鉴赏心得与审美经验著成此书，“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名曰《洞天清录》”，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条。与中国传统琴学论著偏重于琴曲解题、琴人传略、演奏技法、审美意趣不同，《洞天清录》“古琴辨”部分主要是对古琴材质、斫制方法、形制样式进行品鉴的经验总结，“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时期，古琴制作工艺取得长足进展。从朱长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尽美》）不难看出，古琴选材与斫制（良质、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审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无怪赵希鹄感喟，“古材最难得，过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录·取古材造琴》）。古人在斫琴的实践中发现桐木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正如赵希鹄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尽，紫色透里，全无白色，更加细密，万金良材”；“宜择紧实而纹理条条如丝线细密、条达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而梓木纹理坚实细密，可以让琴音在槽腹内回旋，取得余音绕梁的共鸣效果，适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择面不择底，纵依法制之，琴亦不清，盖面以取声，底以匿声，底木不坚，声必散逸，法当取五七百年旧梓木”（《洞天清录·择琴底》）。对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纯阳琴”，赵希鹄指出“古无此制，近世为之”，虽然音色古朴浑厚，但共鸣效果不佳，“必不能达远”，非为佳构。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长的为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或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正是梧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才使其成为琴材的终极之选。

    用阴阳理论解释琴材的选择，大约始于北宋《琴书》，“凡制琴，以桐木为阳，楸木为阴”，阴材、阳材分别指琴底和琴面。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长方向分为阴材、阳材，首见于《洞天清录》：“盖桐木面阳日照者为阳，不面日者为阴。”为此，赵希鹄还提供了两种验证方法：一是以水试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抚琴以辨别音色。对于后者，赵希鹄还颇为自得，认为“古今琴士所未尝言”（《洞天清录·古琴阴阳材》）。将音乐声学的实践经验纳入阴阳体系加以阐释，在当时并不鲜见，我们只要略一翻检同时代的《梦溪笔谈》之类的科技典籍便可见其端倪。由于日照条件等不同，桐木材质也会存在差异，在音色上存在细微差别，当然是可能的。但居然能随着旦暮、阴晴等环境变化而发生条件反射，甚至“此乃灵物与造化同机，非他物比也”，未免耸人听闻。

    在制作工艺与藏品选择上，赵希鹄提出“制琴不当用俗工”“择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则，对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当时推重的“概念琴”颇不以为意，“弹之则与寻常低下琴无异，此何益哉”，主张“依法留心斫之，雷张未必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对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收藏品市场而言，倒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确论。

（选自2017年1月《光明日报》，作者黄敏学，有删改）

    歌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一波三折。据说，在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时候，唱歌就作为一种本能的娱乐方式出现了。千辛万苦弄到只小野猪大野牛，终于有肉吃了，别急，篝火晚会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

    歌词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劳动监督。《淮南子》中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块巨大无比的木头，前面的人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嗨哟”，后面的也紧跟着喊“嗨哟”。大家一起用力，发扬蚂蚁搬山的精神，同时谁也别想偷懒。

    歌词与诗最早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诗”明明白白还是“歌”的时候，它的地位绝对是高得让人没话说。所以孔夫子就教导人们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并举可见其意义重大，不掌握两首流行歌词，就没法开口与人交流，那也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

    歌词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是由政府出面正式成立了皇家音乐学院——乐府。有人将其归功于那位会唱歌的皇帝——汉武帝，他创作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在当年也是唱红大江南北的。但乐府的首创权确实不属于他，出土的秦朝乐器上就已经刻有乐府字样。只是汉武帝的乐府正式明确了它作为歌词收集兼创作中心的职业化趋势。

    后世皇帝中“最佳歌词创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现今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数十篇歌词，可以称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玑。

    到了宋代，歌词创作更是盛极一时。但不知怎么回事，它怎么搞都弄得不像正经行当。词甚至一度沦落为厕所文学，据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初有个叫钱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厕时才读词。显而易见，这词的地位眼看着是每况愈下了。至于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被皇上赐了“且去填词”，不得不去当了专业的歌词创作者。黄庭坚的“淫词艳曲”被人责为要下“阿鼻地狱”，秦观的小词被讥讽为“娘娘腔”。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据派的影响，这种小词也被人赋予了“微言大义”，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轻松地弄得又紧张起来，把好端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高唱“我爱你，你爱我”的场所政治化了。

    今天的宋词读者绝大多数正是冲着宋词那副“不正经”的腔调去的，而那些“不正经”的腔调，上有《诗经》的“郑卫之风”顶着，下有元曲垫着，倒是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他的那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正说出了宋词的关键——风情。如果没有了风情，宋词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选自侯皓元《宋词是黄昏的窗棂》）

宇宙中的奇异现象

苏光路

行星不走寻常轨道

    宇宙从表面看上去，繁星璀璨，和谐有序，好似一座上满发条，便可安然运行的钟表。其实，就像水面游动的鸭子，我们只看见它悠然平静的身体，看不见水下划动的双脚。一些天体运行在异常怪异的轨道上，连世界顶尖的天文学家也会被搞得一头雾水。比如距离地球200光年的“开普勒16B”，这颗冰冷荒凉的行星竟然围绕着两颗恒星公转，这是天文学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文学家一直以为，两颗恒星的引力会把行星的轨道扭曲搞乱，甚至会将其撕碎，总之，它们不可能和平共处。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开普勒16B”却正平静地在两颗恒星间转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在“开普勒16B”上每天傍晚上演双日落奇观，像科幻小说描述的一样神奇。

    在宇宙中，如此靠近恒星的行星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用司空见惯来形容。比如最近发现的WASP-18b，它距离恒星的距离比地球距离太阳近50倍，不到一天就可公转一周。

    因为WASP-18b距离恒星太近了，导致它们彼此都有些扭曲，炽热的恒星将其表面炙烤得处于熔融状态，一百年后就会被恒星化掉。难以挣脱的引力还使得它越发地靠近恒星，所以毁灭的命运是注定无疑的了。

黑洞吞噬大恒星

    2011年底，美国天文学家目睹了天文观测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辐射光芒比1000亿个太阳都明亮，它就是人们一直在教科书上了解的“伽马射线暴”。

    开始飞来的强光让科学家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伽马射线暴是转瞬即逝的闪光，过一小时又重现。与近半个世纪前观察情况不同的是，本次伽马射线暴尤其强烈，持续数小时后，仍不停释放X射线，且无停止的迹象。

    持续观测，天文学家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遥远星系中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从休眠状态中突然苏醒。起初几颗恒星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其中一颗渐渐地靠近黑洞，惊动了这个沉睡中的巨兽，它释放的巨大引力将靠近的恒星越拉越紧，甚至变形扭曲，最终将它撕裂。恒星的残骸在黑洞的四周打转，温度升至数百万度，两道耀眼的伽马射线暴骤然射向太空。

    黑洞在吞噬恒星时，只掳去它一半的物质，另一半则被狠狠地抛出去。其过程是宇宙中最具暴力的事件，它们为此而散发的巨大能量，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恒星离“家”去流浪

    最新观测发现，一些恒星正以惊人的速度逃离银河系。此外，宇宙中流浪恒星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在回放哈勃太空望远镜保存的一系列资料后，对此现象天文学家终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物理学的定义是，引力会向内吸引，不会向外推开。可是天体物理的情况比较复杂，只有两个天体时，这个定义还有效，一旦多于两个天体，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引力一样具有推离效应。只要角度与速度合适的话，它们不是相撞，而是一个会将另一个推开，前提是一定要有黑洞的参与。

    比如有两颗超高速运行的恒星围绕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旋转，在黑洞的引力作用下两颗恒星逐渐分离开，在合适的距离范围内，黑洞在以320万公里的时速弹射出一颗的同时，将另一颗吸入分解……

    这使得无家可归的流浪恒星越来越多，它们闯入的威力足以破坏星系的安宁，甚至引发星系相撞的极端事件，这是重构宇宙的潜在力量。

（2015年02月06日《光明日报》）

①“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②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③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④《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⑤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⑥渔父和屈原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⑦“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辩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⑧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⑨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发掘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材料一：

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此前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材料二：

如何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问题。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为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就，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摘编自李民圣《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材料三：

民资安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历史性转移，首先源于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究成，不仅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夯实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根基，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精气神，这构成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信心和底气。

观察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不难发现，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政策实施、资源投入等方面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脱贫成果不断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九大擘画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停，推动贫困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跑出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唯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变成现实。

（摘编自桂从路《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