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2

材料一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二 渐渐地，这些考试（指科举）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请回答：

材料  殿试虽然始于唐朝，但当时并未形成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才在省试上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成为定制。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唐代，主考官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营私舞弊，宋太祖乾德元年（968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法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糊名法初行于唐，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糊名法，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乡贯等糊上，使考官无法确定试卷的归属。但是糊名后，考官虽无法看到考生的姓名，还可以通过笔迹辨认。为了禁绝这种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在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这种制度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士。唐代，进士科考试录取率极低，每科一般录取二三十人，到了宋代，大大扩充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进士科为例，北宋每科录取约277人。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材料   凡省试合格的登科人（进士、诸科）须奏名呈上，让皇帝亲自审阅，故称“奏名进士”，又称“正奏名”。特奏名是指那些已经通过地方发解试，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一举再举仍落第，积累到一定举数、到达一定年龄，可特与奏名径赴殿试，分五等赐予科第出身、官衔，从而获得一命之官或助教之类的虚衔。此制始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以后历朝相沿。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诏礼部贡院，进士六举、诸科九举以上者，虽不合格，并许奏名。”经殿试后，共得“六举特奏名进士郭震以下七十八人。”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起，特奏名殿试三年一次，与正奏名殿试同步，熙宁六年（1073年），特奏名总数达691人。宋人说：“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摘编自龚延明《论宋代皇帝与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