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单车需要消费者利用手机安装企业提供的APP，有偿使用企业提供的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有的企业是需要消费者预付押金才能租赁共享自行车的。我国共享单车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爆发，随后有近70家“玩家”跑步入局。而且，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附属品：共享经济，在共享单车的启发下，“共享+X”成了打开创业的新思路，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床位等等接踵而至。

    然而，在今年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之前，共享单车的冬天就已经悄然而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倒闭的共享单车名单就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鸣单车等。下面是来自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

从2015年年初，摩拜和ofo就保持着相似的融资步调。到今年六七月，摩拜和ofo先后完成E轮融资，摩拜的背后有腾讯、高瓴、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等，ofo的背后有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滴滴等。

（摘编自《百团大战到两强争霸，共享单车带来哪些思考》，2017年11月《新浪财经》）

材料二：

    共享经济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能促进优胜劣汰，从长期看，市场和消费者也就越能获利。共享单车发展到“下半场”，包括小蓝单车、酷奇单车等“力竭而退”的失败者多达六十余家。

    尽管共享单车市场尚未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摩拜和ofo双雄并立却是大局已定，胜利者有权也有义务收拾失败者的残局。从市场层面说，六十余家市场退出者留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双雄”没有理由拒绝接受。群雄逐鹿的结果是兼并统一，全面接收失败者的资源、客户、份额是精明策略的首选。“双雄”之所以还有所犹豫，根源在于高额的押金债务和债务分配。其实，按照网络推广成本与预期份额计算的话，代偿失败者留下的押金债务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客户和份额，而且还能留下口碑和信用，这些实打实的积累，将成为“双雄”未来合并或对决的最大砝码。

    从法律层面讲，交通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共享单车指导意见中明确，单车企业在“收购、兼并、重组”中要首先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从政府监管层面看，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能为经济社会竞争成本买单，更不能为资本盲动的损失买单。监管部门对押金等资金安全缺乏监管的教训，需要牢记于心，要夯实法律规定，做好消费者的守护人。

    本轮共享单车退还押金难的危机也提醒立法者：押金和预付款问题若不能正式写入立法，就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电子商务立法必须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摘编自朱巍《该如何收拾共享单车的残局？》，2017年12月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今年早些时候，支付宝已在全国五个城市开通快递借书和共享书架的服务，而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也试水了“共享书店”。所谓“共享书店”，就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作为奖励。“共享书店”实际上是“有偿租书”，具有图书馆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共图书馆、银行，也进入共享图书市场。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的一个，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了“共享书店”的兴起。一方面，出借的图书归还后，基本还用来销售或再次借阅。如果有破损，可能会进行打折出售或捐赠，和出版社协商退回也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读者降低了阅读成本和门槛，提高了阅读频次。

    “共享书店”是实体店服务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摘编自汪昌莲《“共享书店”是服务转型的有益尝试》，2017年11月28日《联谊报》）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当下，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一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材料一：

    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需要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挖掘来提升效率。大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继土地、能源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说。

    “短短几年里，大数据战略已经从全面总体布局，向各大行业、细分领域扩展延伸。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大布局体现了大数据发展驱动效应日趋凸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黄殿中表示，辨识和管控大数据风险成为监控国家安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体现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为保障大数据安全，中央网信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挥协调与落地部署工作。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网信办协同相关单位，在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共同促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增补完善和相应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出台；在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防范信息安全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的潜在隐患和安全风险，为公民、国家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保护提供切实支撑。

（摘编自李政葳《构建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光明日报》2017年5月29日）

材料二：

    为了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很多地方和学校纷纷“出招”。上海市建成了“上海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为资助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立足于10万余条数据信息，确立了新的“量化测评模型”。

    这些大数据的手段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资助对象，还能更加切合实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找到精准的切入点。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介绍，学校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每天实时采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信息，并进行实时分析，对学生成绩下降、迟到早退、消费反常、上网成瘾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预警。

    郑庆华说：“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隐形特征挖掘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提高自信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明晰职业规划、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创新精神等发展性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推进“西迁精神”新传人培育计划，并为建档立卡学生专门设立“自强不息成长成才”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陕西省12地市政府实习、海外交流访学和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运交大”青年领导力公益实践项目，提升受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樊未晨《学生资助将从经济资助转为资助育人》，《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7日）

材料三：

    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

    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往往被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

    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综合挖掘和应用。但目前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这些都不利于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应用。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工业革命以来，死亡率和出生率相继下降造就了人口转型，给世界带来人口爆炸、人口红利、老龄化和少子化。发达国家作为转型的先行者，低估了人口的作用和老龄化、少子化的严重性，高估了教育科技、鼓励生育、完善养老的作用。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数量从急剧膨胀到增长趋缓，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到长方形， 而且我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我 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① 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 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女性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 2035 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注①人口红利： 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摘编自陈浩等《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材料二：

4 月 14 日，公众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 论文。在该文的第五部分“我国的应对” 内容中，认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这番表述让有的网友认为是在歧视文科生。

对文科生的偏见被如此表述，自然令人甚感不满。因为文章经由公众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便不免使人猜测：这番表述是否带有官方色彩？下载论文可以看到，文章早在 3 月 26 日就已发表，且声明“本文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文责自负”。而 “工作论文” 的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网站对此的解释是：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刊登 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撰写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经济、金融和有关改革发展的议题，多为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开展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

从学术角度出发，作者想表达重视理工科教育的意思，只不过论据只有“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并未详细展开。有人质疑作者没能征引文献、运用数据，下此判断无凭无据，有失学术严谨，也抹黑文科生。或许由于趋近论文结尾，作者已不便展开详 谈， 把过多笔墨用在展开论证这一论点，也会偏离文章中心。但问题在于：这样没有具体来由的论断，很容易使人产生歧视文科生的观感。因此，论文相关表述有失严谨。

而焦点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过多造成的吗？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并不一定是“陷阱”，作为经济现象，该理论可能是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主要集 中在拉美和东南亚地区， 原因十分复杂，而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努力扩大内需、转变 发展方式、升级产业结构、布局新兴产业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做好制度设计。

在实现制造业升级、基础科研领域突破方面， 理工科人才十分重要， 但有关法律政策的完善、 文化生活的丰富，岂不也需要文科生的努力和付出？或许该文作者认为应平衡好文理科人才的比例， 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并提升培养质量，为重大基础领域发展提供理工科人才支撑，但相关表述的不当，则给大众造成了不少负面印象。

理工科、文科只是标签，从社会大分工来说，理工科主要提供物质基础，而文科则更注重提 升精神文明。实际生活中，不乏有良好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生，也有不少文科生具备较高的科学素 质。两种教育、两种素质对人的成长同等重要，社会的多元发展，离不开彼此的配合互补。自然 科学和人文社科有紧密联系，很多著名的哲学家本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平衡着理性和激情，成为研究和思辨并行不悖的典范。经济学本就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论文追寻社会发展完善的 路径，并提出应重视理工科的发展，恰恰证明了人文社科存在的必要性，它不能直接改造社会、升级产业，却能为现实指明方向。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文科生背锅？》）

材料三：

林毅夫称，按照现在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只要一国人均 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2535美元，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人均 GDP 大约在 11500美元，再增加 1000 多美元并不是难事，相信在 2025 年前后中国就能进入高收入门槛。“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林毅夫指出，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6%-17%，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超18%，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

在林毅夫看来，要实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靠的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 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就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道理很简单， 但是怎样把道理从理论变成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各方的努力。这个努力很重要的是两个制 度安排，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市场跟政府‘ 两只手’都要同时用得好。中国 能跨过去，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信心。”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林毅夫：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