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隔离病人的防疫措施。《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条文。两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出瘟疫流行的原因，注意到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卫生建设，建立规范的医疗救助体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防疫。到了明代，种痘预防天花，已受到广泛的注意。据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并“由此蔓延天下”。清代医学著作《种痘新书》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后来，人痘接种法传到欧亚各国。1769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启发下，发明了牛痘免役法。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种痘”，称：“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中国疫病史鉴》等

材料二：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意大利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就成了人间地狱。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畅了。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摘编自《欧洲文艺复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