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人工智能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个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Go”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肋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潮》，《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材料一：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朱恒源副所长如此评价。他说：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摘编自《华为：荆棘丛生的国际化道路》）

材料二：

    近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新常态”之下，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首先必须掌握好法律工具。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融入国际规则，在所在国法律框架下开展业务。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有更强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当今世界，虽然逆流横行，但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华为来说，只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最终可以赢得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尽管遇到各种干扰和阻力，但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合作，企业和产品争取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回应这些干扰最好的方式。

（摘编自《竞争摩擦不可避免，但中国企业的全球抱负不应削弱》）

材料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碰商。中国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对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对自身合法权益坚决维护。

（摘编自李克强总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一

    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

    直到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让国产电影开始看到生机。《英雄》火爆背后的制度背景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国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彻底结束了中国五十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但它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逐渐爬升到2009年的62亿元。

    （摘编自杨林《十一五启动中国电影院线体制改革票房五年翻倍》，2010年12月16日《新京报》）

    材料二

    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17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在票房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大院线以爆米花销售为代表的卖品业务更是表现强劲。从多家上市影视公司近期公布的2017年年报来看，其卖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成为各大电影院线重要的利润来源。

    近期，上市影视公司纷纷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记者分析万达电影、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幸福蓝海及上海电影等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相比于电影放映10%左右的毛利率，卖品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迭70%-80%。以横店影视为例，2017年其卖品业务毛利率为75.24%，实现利润约1.86亿元，是其电影放映业务利润的两倍。

    （摘编自邱海峰《“爆米花经济”为何持续走红》，2018年05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院线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一，进入壁垒。一是规模经济壁垒：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相同或相类似规模的院线企业数量众多，各院线拥有的影院数量相差不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市场集中度下降，逐渐有更多的小企业加入，这也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显著，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容易进入市场并迅速成长。二是产品差别壁垒：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影片排片和附带性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品牌忠诚度，所以这类壁垒主要体现在影院放映设备和地理位置上。三是政策法律壁垒：根据《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来，虽然院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对于影院规模和资本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二，退出壁垒。当电影院线企业退出这一行业时，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场地，这些配套设施的专用性较高，价值不能完全被收回，甚至被搁置，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就是该行业的沉淀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影院线企业的退出障碍，形成一定程度的退出壁垒。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电影院线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行为分析》，2017年12月23日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摘编自《2017年中周院线行业市场现状分析》，2018年5月3日中周产业信息网）

材料一：中国日报网

    10月16日电10月15日12时2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9、40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美国科技网站新闻网15日报道，此次北斗双星的成功发射意义重大。中国研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为了满足其维护国家安全，更是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据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可达2.5米，较定位精度为20米的美国GPS更胜一筹。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得益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无人机及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技术的发展，当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的市场颇为景气，其中包括实现定位功能的产品和服务。

    2017年发布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市场报告》显示，到2025年，亚太地区的GNSS导航设备数量（以智能手机为主）将从2015年的19亿增长至43亿，超过欧盟和北美地区的总和，因而有望成为该领域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年，中国GNSS和定位服务市场产值达332.4亿元。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等卫星不断发挥作用，到2020年，中国该行业产值有望增长至620亿元。

材料二：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8月13日文章，中国很有可能把“太空丝绸之路”加入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扩至太空轨道。

    美国媒体称，北斗是中国修建用以扩大自己活动和影响力的道路、铁路、港口和工业园的“数字黏合剂”。“太空丝绸之路”的卫星通信、天气监测和对地观测，将从天上到地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新丝路沿线国家若加入“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会变得依赖中国所提供的太空服务。这将令北京对那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更多影响力，因为中国控制了维持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太空能力。

    太空竞争可被视为地球上地缘政治的延伸，谁占据了太空制高点，谁就能主导地球，因为信息是21世纪权力的基础，而信息将通过太空传播。“太空丝绸之路”将为中国权力及对欧亚大片地区的掌控增加厚度，若不受到挑战，中国会把西方公司排挤出去，确保北京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太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这将最终巩固北京对新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的控制。

（作者马尔科姆戴维斯）

材料三：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3年多来，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硕果累累！现如今（2017年），峰会也已成功举办，全球130多国竞相参与，就连美日韩都悉数出席了！

    曾记否，上个世纪中国航天饱受歧视，16国家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唯独不让中国加入，中国航天人，望眼欲穿申请近20年，最终只能含恨而终！到2011年，美国白宫“禁止宇航局与中国任何合作”；2013年，美国还“禁止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1992年“921航天载人工程”立项，从1999年“神一”到2016年“神十一”，再到2017年“天舟一号”，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突破了往返、出舱、交会、运输等关键技术……

    近年来，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航天多年来发挥自身优势，已有数十颗通信卫星先后镶嵌在浩瀚星空，联结成“一条太空丝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10月，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东盟“10+1”合作更加密切，实现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区域的基本覆盖。

    2015年11月，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老挝一号通信卫星，700万老挝百姓可方便看电视、打电话、上网冲浪。中国也实现了首次整星出口到东盟，首创“天地一体化+商业运营”模式。

    我国还将发射实践十八号、中星十八号、亚太6D等卫星，照耀全球60%陆地，惠及全球80%的人口，为“一带一路”及周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卫星通信服务。

材料一：

每个伟大的时刻都是由无数平凡和渺小组成的。把“我”跟所有观众连接起来，释放每一位观众心里的情感，是这部电影的努力方向。正如电影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说“我们就是想把《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我’拍好”，因为他们最普通，但他们内心最深处有温暖，有情感，有伟大。

从为了新中国第一面电动国旗“万无一失”的林治远，到为了第一颗原子弹惊世一爆不敢与爱人相认的高远；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一秒不差”的升旗手朱涛，到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地震孤儿的张北京……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击中了每一个“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夺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5年九三阅兵，电影中人物的经历，见证了祖国每一次向前的坚实脚步，唤起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不管是身处繁华的首都，还是身处荒凉的草原；无论是生于建国初期的70岁古稀老人，还是成长于新世纪的青春少年，每个“我”都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重温了记忆，找到了共鸣，牵引出了与祖国最深层的情感羁绊。原来，那些镌刻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那些熠熠生辉的璀璨画面，有他，有你，也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和我的祖国》带领我们重温了新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激发了我们内心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在共和国的星河里，正是无数个“我”默默奉献、无私拼搏，用忠诚、执着、朴实的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对事业坚守，坚定不移为国为民奉献，撑起了共和国的铮铮脊梁，筑起了共和国的雄伟大厦，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摘编自《人民网评：<我和我的祖国>， 伟大的时刻有你有我！》）

材料二：

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儒学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