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跟自己比
        ①我们动不动就跟别人比，而且无所不比，比成绩、比结果、比地位、比职称、比权势、比财富等等，不一而足。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强于别人，一种是自己弱于别人。前者往往使我们变得愉悦、得意，甚至骄傲起来；后者往往使我们变得不快、郁闷，甚至燃起嫉恨之火。也就是说，不管哪种结果，都会让我们变得不平静。最可怕的是，在跟人比较中，我们丢失了自己。
        ②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果总喜欢跟人比较，这种境界就很难达到。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在我看来，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就跟自己比吧。
        ③桓公（桓温）年轻时与殷侯齐名，所以常常怀有竞争之心。有一次，桓公问殷侯：“你与我相比，如何？”殷侯回答说：“我和自己打交道已经很久了，宁愿做我。”这是《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元代学者黄元瑜用殷侯的答语来命名他的亭子，叫做“我我亭"。看来，古人早已懂得把目光由外在事物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即自我。换言之，从自己身上找“答案”不愧为明智的做法。因此，跟自己比，总算找对“对手”了。
        ④女作家乔叶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既然这样，那么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行为等就会有差别。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刚才的你跟现在的你……如果在它们之间用减法，结果往往不会是零，要么是负数，要么是正数。也就是说，你可能进步了或倒退了，更加成熟了或更加幼稚了，懂得宽容了或更加狭隘了，宠辱不惊了或更加浮躁了……
        ⑤因此，在成长中，我们不能总是前进，有必要时常停下来，想想自己的以前和现在，也就是让“旧我”和“新我”比一比。如果“新我”名副其实地进步了，升级了，那么就要沿着脚下的路，一如既往地向前，朝更高的制高点迈进；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总结、反省，寻找、分析“退步”的原因，目的是把今后的路走好，让自己取得进步和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跟自己比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⑥蒋勋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问一位学植物学的朋友：“如果含笑的香味和百合的一样，会怎样？”那位朋友告诉他：“那它就会被淘汰。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看来，要想有声有色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盲目地跟人比较，胡乱地模仿他人。跟自己比，守住自我，才是正道。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①双腿瘫痪以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我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锤打这两条可怕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②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睡不了觉。

       ③那天我又独自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就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④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⑤领导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决没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⑥邻居家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⑦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读出声儿来

钱钢

我们中国人，把“看书”叫做“读书”。顾名思义，“读书”就是要把书念出声儿来。你瞧，“书声琅琅”，“抑扬顿挫”，这些词儿，都形容了老辈人读书的情形。不过，这些年里，这种读书的情景越来越少见了，可是，我还是赞成读书读出声儿来

我的母校——杭州市西湖小学，有几位从军队文工团转业的语文老师，他们极重视学生的朗读，我的班主任卜庆荣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她站在讲台上，充满感情地领着我们朗读课文的时候，常使我们想起，卜老师家墙上那张她当年在舞台上报幕的照片。像导演训练演员一样，她严格地(甚至是过分严厉地)要求我们读书、背书。直到今天，我还能记起她教我们朗读《狗又咬起来了》《大嫂，停下你送行的脚步吧》等课文的情形—课文是记不真切了，深深印在记忆中的是那动人的语调。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①“音调”。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音调”都像音乐般优美老作家孙犁写过一部名为《铁木前传》的中篇小说，作品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我曾多次阅读《铁木前传》，每次，我都要高声朗读这段结尾。正是在那种②“读”的愉快中，我体味到了孙犁语言的清新。

    我还喜欢高声朗读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

我还喜欢朗读一些优秀的新闻作品，如华山的《英雄的十月》。

记得有位老同志曾对我说，③中国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诉诸听觉 ， 诗，自不待说，从话本发展而来的小说，同样鲜明地保留了听觉艺术的特点，如明白、晓畅、上口等等。

其实又何止是中国的作品如此?不久前，我听我的一位邻居用俄文背诵菜蒙托夫的抒情诗那音调是那么优美迷人，以至于我的那位邻居坚持认为，俄文是世界上最富韵律感的文字。

其实又何止“文学”如此?好的演说词，好的报刊言论，好的日记、书信，甚至好的理论书，都能使人在听觉上获得美感。

读书读出声儿来，就是说，要从少年时代起就培养这种美感。

我永远感激我那位敬爱的卜老师，她使我和我的同学们从小受过严格的朗读训练。长大成人后，提笔写作，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书的音韵旋律就会在耳畔萦绕。

当然，有些“音调”终究会显得陈旧过时，束缚自己的文笔。④那么，就捧起新的优秀的书籍再读吧，去寻找新的气韵，新的音色，不消说，还是得“读出声儿来”。

丝路“糖史”

    ①中国人食用及制作蔗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甘蔗原产热带，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及食用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生啖或榨取“柘（zhè）浆”直接饮用。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táng）”。“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不过，这种粗制糖块水分含量大，极易溶解，不易运输。而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且滋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③公元661年，唐高宗命人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印度的“竹甑（zèng）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④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美味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⑤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于是，产于南方的糖霜不但乘船北上，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⑥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较为先进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⑦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罗等“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

    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尼（cī  nī）”，意为“中国的”。“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蔗糖制作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