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浙江省宁波市2019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材料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货币存在的形式更加虚拟化,出现了摆脱任何实体形态,只以虚拟形式存在的虚拟货币,它是一种计算机运算产生或者网络社区发行管理的网络虚拟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一些虚拟的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商品、装备等。只要有人接受,也可以使用虚拟货币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目前流行的电子虚拟货币主要有腾讯的Q币、新浪U币、网易POPO币、盛大元宝以及部分网络游戏的充值点卡,或者在线游戏的金币等。但并不是只有在线游戏和网络交易中使用的数字货币才是虚拟货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虚拟货币的概念。例如,小孩子玩游戏时可能用小石子当货币,用小石子在游戏中充当一般等价物;飞行常客里程数、积分兑换绿邮票以及客户回馈积分;买满10杯咖啡,第11杯就可以免费。这些都属于虚拟货币的概念,它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李天阳著《一本书读懂互联网金融》)
材料二:
电子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区别
货币形式 |
数字货币 |
数字货币 |
计价单位 |
法定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等) |
无法定地位的发明出的货币 |
可接受性 |
被发行人以外的机构接受 |
一般限于特定的虚拟社区,伴随使用范围的扩大和被公众了解,可接受性可能显著提高 |
发行人 |
依法设立的电子货币发行机构 |
非金融私人公司 |
货币供给量 |
固定 |
逐渐增加,但总量设定上限 |
赎回可能性 |
提供以面值赎回保证 |
不提供保证 |
是否接受监管 |
是 |
否 |
主要风险类别 |
操作风险(存储电子货币系统的潜在干扰) |
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欺诈风险) |
【注】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表现形式。
(摘编自李德伟、李安渝、姚前、杨贻宏等著《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
材料三:
同其他专用虚拟货币一样,Q币也存在线下的交易平台。既然存在线下交易,我们就不禁要问:Q币,你到底值几个钱?其实对币真实价值的质疑,也是对虚拟货币价值怀疑的一个缩影。首先,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虚拟货币似乎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人们没有把它们当作真的货币来看待。货币的本质首先是流通的,其次才是一般等价物,而Q币等虚拟货币只是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已。其次,货币具有保值功能,这是因为货币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而虚拟货币是一种没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的信用凭证,它只能用服务商的商誉作为抵押,因此是不可靠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货币不光具有价值,而且是价值尺度;而虚拟货币不具有价值,并不能充当价值尺度。因此,目前虚拟货币还无法成为统一的“网络硬通货币”;即使Q币成为统一的虚拟货币,也无法脱离网络。
(摘编自文真明著《一看就懂的金融常识全图解》)
材料四:
2017年12月,虚拟货币比特币(BTC)的市值迎来历史最高,截止2018年1月,1BTC价值约合人民币9万元。2017年2月,1BTC的价格涨至约8000元人民币,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翻了十多倍,这让许多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其实,比特币在2013年11月创下约7800元人民币这一“史上最高价”时,有极少数人认为这可能是人为操作导致。尽管比特币市值暴涨引发人为操作的质疑,但暴涨之势似乎停不下来,也因此存在巨大的隐患。2018年1月26日,日本第二大虚拟货币交易公司Coincheck召开记者会,称当天凌晨3时前系统遭到黑客攻击,几乎全部虚拟货币“新经币”(NEM)被盗,市值高达58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这一史上最大虚拟货币失窃事件引发巨大轰动。虽然Coincheck公司表示将以日元来弥补持有者所遭受的资金损失,但《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却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该公司对NEM货币持有者保护不利,在防黑客措施方面很不完善。
(摘自《世界文化》2018年第4期《虚拟货币:风险与可能并存》)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中心城区 面积 (平方公里) |
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
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 (公里) |
私家车 出行 比例 |
上下班 高峰期 交通状况 |
|
北京 |
668 |
17774 |
23% |
631 |
38.7% |
重度拥堵 |
上海 |
664 |
17056 |
25% |
683 |
36% |
重度拥堵 |
首尔 |
605 |
15087 |
69% |
1098 |
20.9% |
轻度拥堵 |
东京 |
627 |
14525 |
62% |
2705 |
14.7% |
轻度拥堵 |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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