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二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

材料一   两宋对外派遣使节的主要国家有高丽和交趾。因地缘关系，宋朝在较长时期内都希望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以牵制辽、金。自建隆三年(962)至隆兴二年 (1164)年，宋朝共遣使往高丽30次，其中册封使七次，祭奠或吊慰使两次。派往交趾的使节，也主要是册封使、祭奠使，如天圣六年(1028)李公蕴卒，宋遣王惟正“为祭奠使，又为赐官告使。除德政(李公蕴之子)为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对于东南亚、中亚等地，也偶尔遣使，如雍熙四年(987)宋太宗遣内侍八人携金帛“分四纲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摘编自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

材料二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率使团到达大沽。其后，迎接官员多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的要求，得到的回复是：“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9月8日使团进入热河后被告知：   “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9月11日，和坤与马戛尔尼就觐见礼节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乾隆帝终于同意了英使以觐见英王礼节(单腿下跪)见中国皇帝。尽管冲突在形式上得到解决，乾隆帝仍十分不快，他严令相关官员：“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辞言义正，严加驳斥。”

——摘编自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材料三   在经历数年西方列强单方面派遣公使常驻北京的尴尬局面后，总理衙门于1867年开始组建由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队的外交使团，并于次年2月出发，先后访问了英、法、美等11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这是中国大员第一次出使欧洲。1877年，清廷根据《烟台条约》规定，派郭嵩焘前往英国为马嘉理案道歉，之后即常驻英国并开设公使馆，接着又相继在美、法、德、 日、俄等国开设使馆，派驻使臣。此外， 清廷还主动在马尼拉、槟榔屿、悉尼以及纽约、檀香山、横滨等华人居住地，相继设置了领事馆。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礼仪，政府对各种礼仪的内容都有统一要求，抑制了仪法多元各行其是的现象，《史记》记载西汉初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刘邦命叔孙通制订了朝拜礼仪，后来进行岁首大典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敬酒)”，刘邦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中国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

——摘编自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等

材料二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要求按条约规定及国际惯例，派使节觐见清帝呈递国书，但此后十几年清廷一直阻止使节觐见。1873年，外国驻华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随后围绕礼仪问题几经交涉，最终商定公使以鞠躬礼觐见。以下是描述觐见的两则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