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心一动，这个语声听着耳熟。胡同里很黑，车灯虽亮，可是光都在下边，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之内，只露着两个眼。祥子正在猜想。车上的人又说了话：“你不是祥子吗？”

    祥子明白了，车上的是刘四爷！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

    “我的女儿呢？”

    “死了！”祥子呆呆的在那里立着，不晓得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

    “什么？死了？”

    “死了！”

    “落在他妈的你手里，还有个不死？！”

    祥子忽然找到了自己：“你下来！下来！你太老了，禁不住我揍；下来！”

    刘四爷的手颤着走下来。“埋在了哪儿？我问你！”

    “管不着！”祥子拉起车来就走。

    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

    他拉上了包月。哼，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这回是在杨宅。杨先生是上海人，杨太太是天津人，杨二太太是苏州人。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头一天上工，祥子就差点发了昏。一清早，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小学的，有上幼稚园的；学校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特别是坐在车上，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儿。把孩子们都送走，杨先生上衙门。送到衙门，赶紧回来，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吃完，再送走。送学生回来，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杨宅的甜水有人送，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祥子为对付事情，没敢争论，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放下水桶，刚要去端饭碗，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祥子不晓得这个，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于是又没说什么，而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他爱钱如命，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

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来一辆，大太太撩袍拖带的混身找钱，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资；客人谦让了两句，大太太仿佛要拼命似的喊：“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象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怎吗札？”太太说完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不言语了，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