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与文学艺术

    从艺术种类来说，陶瓷艺术与文学分属不同的艺术种类。前者为空间艺术，后者为时间艺术；前者为造型艺术，后者为语言艺术。

    陶瓷艺术与文学艺术的结缘，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非常相似：文学起源于劳动，起源于不自觉的口头文学，具有相当浓厚的再现风格，文学的内容与劳动的内容密切相关。

    陶瓷雕塑经历了写实这样一个阶段。那些陶塑动物的造型，与活生生的动物逼真无二，是纯写实的，是先民实际生活的再现。正如人们不能否认原始文学的审美一样，同样不能否认这些写实性的陶塑作品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我想，它们不仅是先民生活的一种反映，也是先民审美意识的一种形象见证，是文明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陶瓷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尽管分属不同的艺术种类，但在其审美本质上是共同的：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景德镇称不上文学之城，但却是无可争辩的陶瓷之城，是名符其实的千年瓷都。尽管这样，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包括陶瓷雕塑艺术家，用智慧灵巧的双手，用泥土和火，把瓷都景德镇营造成为一个中国文学之城。在这里《三国演义》的烽火连天，《水浒传》的义旗招展，《西游记》的漫漫征途，《红楼梦》的悲欢离合，都在陶瓷艺术家们手中得到了形象生动的再现。

    文学艺术，不仅为陶瓷艺术提供了素材，而且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陶瓷艺术形象的塑造，不是如实地复制文学艺术形象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凝练的艺术形象，使观赏者感觉到既像是自己感觉中的文学形象，同时又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艺术创造。文学是时间艺术，雕塑是一种造型艺术，具有可触、可摸、可视的特性；文学长于叙事，长于展示文学形象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而陶瓷表现的只是一个瞬间性的艺术形象，它不能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它只能告诉人们只能是这样。要用陶瓷艺术手段，塑造一个文学题材的艺术形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大型组雕、群雕，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

    但是，陶瓷艺术家们，不仅在塑造单个的形象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组雕、雕群的塑造上同样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艺术成就。曾山东的《孙悟空大战众天神》、李恭坤的《三国演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取材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塑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浒108将》大型人物群雕艺术形象的塑造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与“文野”分别组合，成为两组相对的范畴，即文雅和野俗。二者是对立的两极，相反而又相成。

    从人类文明脱离动物本性起步之际，雅与俗的分野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愈大，文化层次愈高，知识修养积累得愈丰厚，雅俗的差异就愈显著。上古时期，典型的雅俗差异表现在《诗经》之中。《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采，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采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质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雅适合的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口味，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在语言中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古代的批评家认为，知识、学问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准。清人毛奇龄说：“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熟则不必学。”读书是求雅去俗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雅俗的表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雅俗的差异在于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于文化积累的多少。然而这种高低和多少却又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以俗为雅”这个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的理念即是典型的例证。文雅本指文采华语言修辞工致，是艺术修养高的标志，但如果一味追求文采华丽、语言精致，则又会成为千口一腔的陈辞滥调，又成了凡俗、陈俗的东西而令人生厌。这时如果别出心裁，有意从以前已遭摒弃的民间语言中汲取材料，用入作品中，则会产生清新出奇的效果，这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以俗为雅”的作品，其外在的形式特征是“俗”，而其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却是“雅”。这里“俗”和“雅”是相互协调、相反相成、浑融一体的。

    “以俗为雅”的理念还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意境等领域。如表现在体裁方面，古代文学家、批评家通常推崇雅体，贬斥俗体，如民间歌谣就被视为俗体而受到贬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这种体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雅和通俗。梁启超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将诗分为“文人诗”和“民间歌谣”两类，并指出：“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

 (选自《论文雅》有删改)

太阳土

宁新路

    每当我离家远去，母亲最担心我水土不服。

    我的肠胃有敏感症，只认老家的水，挪个地方就水土不适闹肚子。母亲说拉肚子是肠胃在“换水土”。这次去离家很远的地方，一去要好几年不能回来，肠胃肯定得大“换”水土，定会拉得爬不起来。母亲很担心，就给我备了包东西，临上路的那天，她装在我衣兜里，嘱我每天喝它几次。

    我知道那是一包土，是那晒了很多年太阳的土，叫“太阳土”，也叫“老土”，是那细如面粉的绵土。这是我每次出门，母亲都会让我带的东西。我带着它上路，母亲添了些安慰，我也少了些惧怕。

    “太阳土”是老墙下的土，是太阳晒落墙上的灰土。“老土”收藏了太阳多年的炽热和光色，比寻常黄土更黄亮、暖融融。土被晒成了纯粹的土面，老人不把它看作是土，看作是太阳身上的灰，说它干净得很，灵气得很。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老人偏爱这土，喝它暖肠胃，出远门带上调理水土不服。

    “太阳土”的名字好听，水却难以下咽，有苦酸辣涩麻咸等说不上来的味，入口喉咙发呕。母亲说常喝就不难喝了，喝惯就好了。这样的东西能喝习惯吗？我喝一次它难咽一次，从来没喝习惯过。虽难喝，我却是权把它当作母亲的爱心，才喝它的。想到喝土水的怪味，就想到土里什么都会有，土脏。想到土里的脏来，就想吐。可母亲和老人把它说得很神奇。老土难道真有神力？这让我注意起这老墙的土来。

    老土里除苦酸辣涩麻咸外，那说不清的味究竟是什么？深想，一撮土还真不简单。一撮土来自一片土地，一撮土里有世代村人。土里，包含着这世上所有消亡的东西，也包括老祖宗的气息等一切。越想这土的生成，越觉得它复杂。

    这墙的土坯是哪里来的？老人懒得回答我这问题。我怀疑这“太阳土”的墙，是来自村西荒地。那里有人常年打土坯，打的土坯不是村里打墙用，就是盖了房子。荒地虽是花草遍地的树林，当年却是坟地，挖出过秦汉唐的古董，也挖出过元明清的钱币和陶瓷，当然还有棺材的朽木、人骨和兽骨。这其中或许也有我的祖先。村人会用这土打墙。这老墙的土，虽被太阳晒成黄亮的尘埃，但它有祖宗的痕迹、遗留，有太多消亡生命的秘密。难怪这土的水，有神秘的气味，有说不清的味道。

    这土的水，是真能疗愈肠胃，还是祖辈乡土情结的狭隘偏执？我无法判断。可它确有安抚肠胃的功效，它被我的祖辈确认，也被我的肠胃证明过。我之所以认可它的作用，是因每到异地水土不服时，喝这“太阳土”水，就像母亲抚摸了我肚子，肠胃会舒服起来。我便有点信了老人对它迷恋的说法，也不好再置疑母亲对它的偏爱。

    来村的异地人也同样，初喝村里的水，大多水土不服，村人就让喝碗“太阳土”水，不适便缓解。这“太阳土”似乎有安抚人肠胃不适的功效。

    是肠胃只认熟悉的乡土，还是乡土里有令肠胃熟悉的、源自母土的神秘元素？想来乡土里有“地气”，有母亲的“气血”，有出生在这块地上的生命的根。一撮“太阳土”就是乡土的根。这也许是这“太阳土”或“老土”的密码吧。乡土是生命的根，乡土里有灵气。乡土与生命的链接就是“太阳土”的神奇内涵。

    水土的根里是祖先，每一粒土里都有祖先。大地上的生命倒下，也包括我的祖先，一切都入土，化作养育万物的圣洁的泥土，化作了水、草、树、麦、禽、布等供人吃穿用的物质。也在阳光、空气、水的烘烤、氧化、洗涤下，腐朽的物质变成了有魂的净土、“太阳土”。泥土变得纯洁而神圣，我不再嫌它脏。老墙的土被太阳晒“香”，“太阳土”是香土。

    我一路上惦记着到异地的那杯水，也提醒自己离家时母亲反复叮嘱的，喝水时不要忘了放点“太阳土”。

    我被拉到了大山里的哨所，风是咸的，水也是咸的，这里的水土我的肚子哪会“服”？我把几撮“太阳土”搅到水里，一口气喝下了，但还是拉了肚子。想必这水土对我肚子太“生分”，我喝它喝得太少了。我就连喝“太阳土”水，当然也吃了连队卫生员给的药片，肚子才安稳下来。“太阳土”喝完了，我的肠胃也终于适应了哨所的水土。是“太阳土”起了作用，还是卫生员的药片起了作用？我一厢情愿地相信是“太阳土”的功效。

    习惯了异地的水土，从异地再到异地，仍是水土不服，仍会肠胃难受，就想老家墙上的“太阳土”。想起那黄亮的土，顿感肠胃舒服了起来。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8年4月期，有删改）

中国的叙述智慧

李洁非

    早熟而悠久的中国语言叙事艺术传统，在近代以来黯淡失色了。明显而确实的原因，实在由于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很快地反客为主。但是，即使西式小说在近百年中战胜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也不可以归结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关系。

    近代中国小说之近洋远古，动机不在纯艺术方面。本世纪初，传统的中国小说模式被宣布为腐旧浅薄乃至已经死亡之时，人们所说的实际上是，这种摸式缺乏新时代所要求的某种现实效用，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于小说的需求。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无不作如是观。那么，近代中国所迫切要求于小说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是主义的价值。这，确是中国传统小说所难以提供的。

    中国小说的渊流，往远里说，一是作为先秦诸子论辩时所借助的一种修辞技巧而产生的故事文体，一是作为魏晋唐名士搜奇玩怪的书斋里览物和消遣方式；往近里说，是作为宋明市井文化兴起后，市人阶层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对象。因此，中国小说在一千余年之中，基本上不包含严肃目的与色彩。西方小说起于文艺复兴，中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于后工业文明，可以说，它的发展，每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演变的足迹，得益于此也服务于此；所以，它一开始即是为主义的文学。

    近代社会的现实际遇，使中国新锐的作家们觉得，不再可以只为着智力和娱兴去作小说，它必须表达点什么，他们寄希望于作品里所表达的东西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有助于现实间胜的解决。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小说毅然告别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西方认同。回瞩这百来年的历史，我们看到，近代小说充满了社会进取心和历史感，它坚决要对政治的、文化的、美学的……问题发言，而不是置身其外。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突破，部分效果也证明是好的：一方面，确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构成了干预和推动，另一方面，潮涨潮落之间小说观念和宗旨也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秩序化关系向前演变。

    但绕主义之轴而转的小说运作模式，它的缺陷同样是很突出的，与所有“时尚性”的事物类似，一旦兴起所向披靡，一旦时过境迁又如过眼烟云。这种匆匆的脚步，难以走入深幽佳境。正因如此，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弄潮儿不可谓不多，领风骚者不可谓不多，然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作品，即可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却寥若星辰。

就中国小说传统而言，小说的衍化是不动声色的。每一个古典小说家，都默默地从前人作品中接受趣味、技巧和主题上的熏陶，古典小说恰恰是在这种沉闷单调的文本模拟之中稳定而卓有建树地从粗糙到成熟，又从成熟到情致。我们甚至说不出在各方面皆达到完美的《红楼梦》是如何从中国产生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千余年中，古典小说始终保持了美学上的、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共通性。它不像西方小说老用更新了的东西来破坏自己的传统。

    超越，固然是一种智慧，而持恒又何尝不是别种的智慧？或许可以预计，当典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问题系列”消失的那一天，中国作家会突然醒悟，以主义为轴心的超越模式不是他们天性里本来所有的东西，反之，在持恒中发展才是自己祖传的智慧。于是，小说将回到这种传统里去，作家将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从事创作。

             （选自1993年第5期《文学评论》）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节选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