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 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关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诗人注重“隐”。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赵忠贤：探寻超导世界“新高度”

    1月9日，75岁的赵忠贤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他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里的首位“40后”。

    生于辽宁新民的赵忠贤，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的直爽和幽默。“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兴。”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趣地讲起40余年持续研究超导的往事。

    1911年人类发现超导，而这一年中国还在辛亥革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洪朝先生回国才带着国内的年轻学者，首先实现了氢和氦的液化。我国当时在科研基础和知识储备上的薄弱可见一斑。然而幸运的是，赵忠贤在中科大得到了包括钱三强在内大师们的悉心指导。“我至今记得先生们在黑板上写教案的情景。”赵忠贤感慨地说。这段求学经历让赵忠贤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上世纪80年代，赵忠贤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同行们评价赵忠贤时总要提到他的“特殊能耐”。“他总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把科研先做起来。”早年经费有限，项目组使用的基础设备就是赵忠贤和同事黄玉珍亲手绕制的烧结炉。

    1986年，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了镧-钡-铜-氧体系可能存在35K超导的论文。当时国际超导主流尚未认可这篇论文，而赵忠贤和其他少数几个学者对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产生了兴趣，该文中提到的“杨·泰勒”效应与赵忠贤1977年文章中提到的“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会导致高的超导温度”产生共鸣，促使他立刻组织团队，在科研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不久，赵忠贤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传统的理论，他向全世界证明超导临界温度是可以超过40K的，突破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超导体，被称作高温超导体。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震动了。赵忠贤被称为“北京的赵”，出现在国际著名物理学刊物上。此后，仍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赵忠贤“乘胜追击”——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的团队独立发现了临界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亿－钡－铜－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让赵忠贤团队因此荣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也作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曾经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的黄金科研时期是短暂的，当青年科学家走过自己的创新高峰期之后就会趋于沉寂。然而，这个说法在赵忠贤这里并不成立。1987年的辉煌已经过去，20年后，赵忠贤的名字再次震动了世界物理学界。这一年他67岁。

    2016年9月，我国研制出全球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这一消息在业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铁基超导材料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产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在美、日、欧等国家的铁基超导线制备还处于米级水平的时候，我国已走在世界最前沿。

    这一切，与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八年前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上实现的突破是分不开的。

    半个世纪以来，赵忠贤的名字一直与我国超导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探索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他在高温超导研究出现的两次重大突破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中国站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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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常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把个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一滴水，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古代中国曾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多贡献，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有这个志气和能力。”

（摘自《忠诚超导终成贤》）

②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从未让赵忠贤感到枯燥。“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赵忠贤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理想和生计成为一体，一辈子干着自己喜欢的恶业。同样让赵忠贤觉得幸运的，还有数十年来他能够遇见诸多优秀的合作者。

（摘自《超导斗士赵忠贤：国际物理学界代表中国的符号》）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散文作为自由的话语、最初就是历史学和哲学叙述的文体承载方式，与历史学和哲学有着亲缘性关系，但是，人们常常关心其诗学和美学意义，而很少关心散文和哲学之间的关联。散文中可以有哲学的思维、认识和发现，但是，散文文体毕竟不能真正代替哲学文体，散文中有哲理，或哲学中有散文，应该是二者关系的基本表达。在话语表达中，散文必须以情感表达为主调，而哲学必须以理性解释为主调。这就是说，散文是情感与思想的自由谐和，仅有思想而没有情感，不是散文的本质性要求。

    哲学与散文之间的关联是内在的，表现为思想与情感间显示着最本原的生命亲近，《庄子》与《孟子》就标志看中国哲学与散文之间最古老的联系。庄子不是借助纯粹概念的分析来表达思想，而是善于借助形象和寓意之间的关联，揭示深刻的人生奥秘，虽然他的散文中也有一些概念。孟子的说理，带着人生的全部激情，并正视人性的善良和伟大说理，因而，情感因素的参与，使《孟子》本身具有抒情的力量。中国古代思想的诗歌源头和散文源头，使古老的思想始终保持激情创造与诗意抒情的力量，当然，思想发展到后来，逐渐与诗性分离，走上了专门化道路。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导致这一转变的文化英雄，则不太容易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哲学家导致了这种根本性转变。

    在西万，哲学与散文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获得深刻说明。尽管柏拉图排斥诗人的合法地位，但他的思想确实始终富有“纯洁的诗思”，而且，历史生活实践也在不断证明着这种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的生命活力。由于思想和情感分属不同领域，确有根本性区别，因而，纯粹的哲学史，往往给予人异样的错觉，仿佛哲学家都超越了人的情感。从他们的非哲学性叙述中，不仅能够获得哲学性体悟，而且能真正地理解他们的人格精神、生存勇气和文化气度。

    亚里士多德彻底抛弃了思想与科学中的“诗性因素”，使哲学表述获得了自身的思想逻辑，从而形成了纯粹的对话形式。思想获得这种逻辑形式，虽变得确定，但这种思想的理解与接受，也因此变得困难。思想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背离了诗性的智慧，这实际上让情感的领地由文学家独占了。一部分哲学家既然热衷于“诗性思维”与“逻辑思维”，就只能双向思维了，即在作纯粹逻辑思考时，就以“诗性智慧”作些调节，而在进行诗性思考与表达时，又不得不赶紧回到纯粹逻辑思考的领地，因此，内心的冲突，在这种智慧表达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从中可以看出，散文与哲学之间，具有亲密而紧张的关系。一方面“诗性”使“哲思”充满魅力，另一万面又阻止哲学变成“纯粹的思”，扼杀了枯燥的概念的强权。相对而言，对人类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的，仍是那些葆有诗性智慧的思想家。

（摘编自李咏吟《创作解释学》）

    雾霾天气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气象灾害。大范围雾霾天气主要出现在冷空气较弱和水汽条件较好的大尺度大气环流形势下，近地面低空为静风或微风。由于雾霾天气的湿度较高，水汽较大，雾滴提供了吸附和反应所需的场所，加速了反应性气态污染物向液态颗粒物成分的转化，同时颗粒物也容易作为凝结核加速雾霾的生成，两者相互作用，迅速形成污染。随着冷空气来临，风速增强，雾霾逐渐消散。研究表明，雾霾天气的形成和发展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

一次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过程往往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是一次持续时间长、阶段性特征明显的雾霾混合性天气。持续性雾霾天气的第一阶段是霾阶段，该阶段PM2.5浓度增加显著，是能见度降低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大雾阶段，该阶段迅速增大的相对湿度，是导致能见度下降的重要因素，在持续性大雾天气的静稳条件下，导致PM2.5浓度累积增加；第三阶段，由于北方冷空气的入侵，大雾天气结束。可以看出，雾霾过程能见度的变化和相对湿度、PM2.5浓度、温度、风速的变化具有很好的阶段性对应关系。相对湿度与能见度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的负相关线性关系。由于温度决定了相对湿度的水平，因此温度与能见度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相对湿度与能见度的关系；而从整个过程来看，PM2.5与能见度是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在第一阶段PM2.5对能见度影响的速率要明显高于第二阶段，而在第二阶段中，PM2.5对能见度的影响水平几乎保持不变。风速与能见度是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从整体上看，风速越大能见度越好，而从风速对能见度影响的线性趋势上看，第一阶段风速对能见度的影响速率要大于第二阶段风速对能见度的影响速率，第三阶段能见度随着风速的增加而迅速增大，反映出风速对雾霾过程能见度的转好有重要的作用。

    以北京为例。研究发现：无论是年均水平还是月均水平，霾日都要远远高于雾日，说明霾天气比雾天气对北京的影响更为严重。从月际变化上来看，大雾天气月变化十分明显，更集中于10—12月份；而霾天气在各月差异相对较小，除8—10月份的其他各月均有较多霾天气出现。从空间分布来看，雾霾天气在北京东南及城区发生频率最高、强度最大，北京西北部雾霾发生频率最低、强度最小。城区和东南地区是霾天气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大雾天气虽然在东南发生频繁，但是大雾强度在城区相对较弱，在城区的西北和西南大雾强度最大。

    雾霾天气频繁发生，对城市大气环境、群众健康、交通安全、农业生产等造成的影响日益显著，极易酿成雾霾灾害。研究雾霾气候特征和影响因素是雾霾灾害风险评估的基础性工作，对雾霾防灾减灾和雾霾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大部分严重的雾霾天气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消散，此类持续性雾霾天气对城市环境的危害往往尤其严重，并容易带来较强的社会负面影响。2011年，雾霾天气第一次入选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反映出社会公众对雾霾天气关注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摘编自《雾霾天气的影响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