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他发现了最早的“中国”

——记何驽博士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墓葬区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彩绘陶器等随葬品，以及以观象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文物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县陶寺遗址极可能就是4000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完成这一艰巨而神圣任务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博士和他的队员们。

何驽博士上中学时就喜欢语文、英语和历史，特别是对文物考古一直很感兴趣。1981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考古专业，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2001年7月提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但他更愿意到考古一线。后来，他主动要求下基层。在湖北荆州工作期间，他撰写了《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点滴》等5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他常给同事们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印证较大和深奥的理论，就必须到考古实践中去，掌握大量的考古实证，只有到都城遗址去考古，才能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

野外工作条件一般都是比较艰苦的，但这些对何驽来说似乎已经习惯了。他说：“在野外工作，我不奢求什么，只要晚上有个住的地方，白天有个一日三餐就足够了。”他在陶寺一住就是四个春秋。作为领队，他经常带着队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总是白天在田野里搞发掘，晚上在灯下读书、思考、写论文，经常熬到夜里十一二点。四年中，他撰写了40多篇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何驽的发现，为唐尧时代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进一步提供了佐证。因为没有这一发掘，尧舜禹时代只能是神话传说，而何驽所做的一切，等于为印证陶寺遗址成为“唐尧帝都”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这就让神话传说与考古结论相吻合，使“文明始祖”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具有了更加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何驽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也是令人叹服的。但谈起四年多的陶寺考古历程，他总是感慨万千。2002年，陶寺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研究项目，而他就是这个项目重点——陶寺遗址的牵头人，具体挖掘工作从哪里下手，大家都在看领队。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但工作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心里当时几乎没有谱。他知道应该相信文献，但也绝不能拘泥于现有的东西而裹足不前。他认为，考古工作既要有大胆的设想，又要有科学的态度。他从小就养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强性格，遇到事情总爱刨根问底。何驽和队员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建筑遗址，猜测该建筑可能用于观测日出。冬至时，考古队员冯九生专门来到建筑遗址现场进行观测，结果发现日出时，太阳并不在观测缝中，于是陷入茫然。何驽认为很可能是观测点位置有偏差，该建筑应该是有观测冬至功能的。何驽的观点一时在考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各种说法不一，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何驽所提到的观测缝，是不是有意识做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很浮躁，想搞点轰动效应的人太多，何驽莫非是想制造爆炸性新闻贪图出名?”……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怎么讲，何驽并没有因此懈怠和放弃。之后何驽又邀请15名国内著名天文学专家亲临现场进行论证，基本确认该遗迹是天文观测遗址。而这前前后后的两年中，何驽的付出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考古专业的范围，涉足了天文学等领域，可想而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没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不注重学习、研究、设想、推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2005年11月10日，世界顶级刊物《自然》杂志第438期刊登了陶寺发现古观象台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波兰的学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予以赞赏。

(有删改)

秋天的怀念

林中洋

    ①清晨上班的路上，车子堵在了桥头。桥下，易北河水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下缓缓流过，河滩上，天空中，无数的大雁起起落落。过去，我每看见大雁，就会想起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乡；现在，我会想起已经在天国里的母亲，大雁在天上飞，应该离她更近一些。

    ②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却迟迟动不了笔，原因好像很复杂其实却又很简单，因为母亲，是每个人曾经的全部天空，在这个天空里，有绚丽的彩霞，也有密布的乌云；有雷鸣电闪，也有雨后的长虹，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③母亲很晚生我，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她十分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中年之后的她，仍旧有着白皙细腻的皮肤，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在那些物质并不富裕的岁月里，母亲虽然衣着朴素却从不失讲究，裤子总是熨得笔挺，后来我知道，她从小女孩的年纪就喜欢黑色的衣服，黑色，对她而言是选择，不是将就。

    ④我的外公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的经理，家境殷实，所以我的母亲从小不必为生计或是家务操心，但是她却有一双巧手，她会织各种花色的毛衣。每年初秋，母亲都会把我们去年已经穿小了的毛衣拆掉，混上新的毛线重新织就。她曾经用我的旧牛仔裤给我的吉他做了一个套子，记得当年所有见过这个套子的人都顽固地认为这么精致的东西只可能是买的。母亲是南方人，虽然在北方长大，却保留了南方人的口味，做菜总是要放一点糖，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早早买好了糯米、黑芝麻和猪油，用一只小石磨把糯米合着水细细地磨成浆，她做的宁波汤圆，晶莹剔透如珠玉，里面的馅子隐约可见，一口咬下去，香甜酥糯，满口留香。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味道。

    ⑤我小的时候非常怕黑，厉害的时候即使开着灯睡觉也不踏实，于是我就会跑到父母的房间去，要求睡到他们俩中间，母亲张开手臂，我的脸一枕到她柔软的臂膀上，就会毫无悬念地立刻睡着。随着我渐渐长大，只要半夜站在父母床前，父亲就会叹口气然后抱起枕头睡到我的小床上去。我那时还经常生病，有次问母亲我会不会就要死了，她哈哈大笑，说你放心，要是你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我肯定比你先死！我听了就平静下来，好像只要有母亲防着，我连死都不必怕了。

    ⑥母亲是物理老师，她的学校离家很远，每天都早出晚归，晚上还经常要批改作业或考卷。那时候只有周日是休息日，这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洗衣服和打扫卫生的时间，所以退休之前，母亲的脾气有时会很暴躁。到了我的青春叛逆期，我和母亲之间会时不常地硝烟弥漫，激烈的时候，我宁愿物理考不及格也不去找母亲答疑，最后干脆进了文科班，彻底不用再学物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母亲不理解我，不在乎我，后来想想，我自己那时也真够混账的。

    ⑦我很年轻就去国离家，每次在机场离别的时候，母亲都等到她以为我看不见了时才偷偷转身暗自哭泣，我远远地看见她擦眼泪的样子，都会肝肠寸断，其实，我何尝不是这么爱你呢！妈妈！只是我说不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却是在你永远也听不见的时候。

    ⑧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母亲也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离开了我们，每看到雁群从头顶掠过，我都会想，为什么有些大雁往南飞，有些却向北飞，它们到底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管怎样，如果你们遇见我的母亲，请给我带个信儿，告诉她我想念她，天堂里如果很冷，请告诉她不要害怕，因为，我会把她放在心里最温暖的角落。

（选自《散文》2017年第1期）

玉卿嫂（节选）

白先勇

    不知怎的，我老觉得这两姐弟跟别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吧，胖子大娘也还不是有一个干弟弟叫狗娃的，可是她对他一点也不热络，一径骂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讨些我们厨房的剩锅巴要吃一顿臭骂，才捞到几包；可是玉卿嫂对他干弟弟却是相差得天远地远。

    平日玉卿嫂是连一个毫子都舍不得用的。我妈的赏钱、她自己替人家织毛衣、绣鞋面赚来的工钱，一个子一个子全放进柜子里一个小漆皮匣子中，每次到了月尾，我就看见她把匣子打开，将钱抖出来，数了又数，然后仔仔细细的用条小手巾包好揣到怀里，拿到庆生那儿去。

每次玉卿嫂带我到庆生那里，一进门她就拖着庆生到窗口端详半天，一径问着他这几天觉得怎么了？睡得好不好？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还不拿棉袄出来，早晚着了凉可怎么是好？天凉了，吃些什么东西？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熬汤最润肺——这些话连我都听熟了。

    玉卿嫂真是什么事都替庆生想得周周全全的，垫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毡子来替他铺上；帐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细细的替他补好；她帮他钉纽子、做鞋底、缝枕头囊——一切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要是庆生有点不舒服，她煎药熬汤的那份耐性才好呢，搅了又搅，试了又试。有一次庆生感了风寒，玉卿嫂盘坐在他床上，拿着酱油碟替庆生在背上刮痧时，我直听到她刮了多久就问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难过就叫，噢。”忽儿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儿她在他背上轻轻的帮他揉搓，体贴得不得了。

    玉卿嫂对庆生这份好是再也没说了，庆生呢，要是依顺起来，也算是百般的迁就了，玉卿嫂说一句他就应一句。然而我老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对劲，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的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庆生的手动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转一下，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像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我一个人来和庆生玩还好些，我们下着棋有谈有笑，他一径露着一嘴齐垛垛的牙齿，好好看。

    要是玉卿端坐在旁边，他不知怎么搞的，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心老是安不下来，时不时就拿眼角去瞟玉卿嫂一下，要是发现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时突地两只手握起拳头，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起来也怪得很，庆生虽然万分依从玉卿嫂，可是偶尔他却会无缘无故为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两人僵着，默默的谁也不出声，我那时夹在中间最难过了，闷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只听得他们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庆生管得最紧了，除了买东西外，玉卿嫂顶不喜欢庆生到外面去。为了这件事，庆生也和玉卿嫂闹过好几次别扭。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到姑婆那儿去了。玉卿嫂带了我往庆生那儿，庆生不在屋里，我们在他房里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玉卿嫂一看见他马上站起来劈头劈脸问道：“到哪里去来？”

    “往水东门外河边上荡了一下子。”庆生一面脱去外衣，低着头答道。

    “去那里做什么？”玉卿嫂的眼睛盯得庆生好紧，庆生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我说过去荡了一下子。”

    “去那么久？”玉卿嫂走到庆生身边问着他，庆生没有出声。玉卿嫂接着又问：“一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个人！”庆生侧过脸去咳了几声躲开她的目光。

    “我是说——呃——没有遇见什么人吧？”

    “跟什么人讲过话没有？”

    “真的没有？”

    庆生突然转过脸来喊道：“没有！没有！没有！——”

    庆生的脸涨得好红，玉卿嫂的脸却变得惨白惨白的，两个人嘴唇都抖——抖得好厉害，把我吓得连不敢出声，心里直纳闷。他们两人怎么一下子变得一点也不斯文了呢？

抬头见喜

老舍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我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是在北平，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地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

    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处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有删节）

【注】抬头见喜：老北京人过年的风俗，原以残烛结穗在墙上的烛花投影取譬，现多指在屋内贴上“抬头见喜”等吉祥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