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无言之美

朱光潜

    ①孔子有一天突然很高兴地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接着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②这段赞美无言的话，应怎样去理解呢？

    ③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的，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沌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④文学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譬如《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都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

    ⑤在上等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诗词中——这种言不尽意的例子处处都可以看见。譬如陶渊明的《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本来没有表现出诗人的情绪，然而玩味起来，自觉有一种闲情逸致，令人心旷神怡。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没有说出诗人的心绪，然而一种凄凉惜别的神情自然流露于言语之外。此外像陈子昂的《幽州台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虽然说明了诗人的情感，而所说出来的多么简单，所含蓄的多么深远？

    ⑥再就写景说，无论何种境遇，要描写得惟妙惟肖，都要费许多笔墨。但是大手笔只选择两三件事轻描淡写一下，完全境遇便呈露眼前，栩栩欲生。譬如杜工部的《后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寥寥几句话，把月夜沙场状况写得多么有声有色，然而仔细观察起来，战地情况还有多少为杜工部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⑦流行语中有一句话：“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有删改）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根基，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灵魂。虽然意象美学对中国文论影响深远，但中国的古典小说似乎不太注意对这一美学精神的传承和使用，《三国演义》等名著都是重视讲述故事情节的硬性结构，忽视情绪、意象、内心这类精神性的软性结构，基本在讲故事的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红楼梦》外在叙事形态遵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理想的实践，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细节运用方面化用了意象美学的精髓，因而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

    《红楼梦》的结构采用非线性化的方式，通过意象化方式来完成。一般说来，阅读长篇小说需要从头按照顺序看起，因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或人生的一个横断面，通过这个横断面来表现人物性格命运和历史的侧面，长篇小说则往往通过时间的流逝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因而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称赞为“史诗”。在叙述的层面上，长篇小说往往注重关联，故事情节的连续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是很多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讲究情节的连贯、讲究故事的悬念，前后联系必须环环相扣，缺少某个环节，可能就不知所云。

    《红楼梦》的结构可以说是反长篇小说的，至少是反话本小说结构的，虽然《红楼梦》在外在的结构形态上运用的是传统章回体，但缺少传统话本小说的悬念感。《红楼梦》没有选取历史上的大事件，主要展现贾府的日常生活，甚至家长里短，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小叙事”的范畴。虽然有研究者说《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兴衰的，但实际上正面写的也只是贾家的兴衰，其他家族的兴衰几乎没有正面描写，都是在贾家的兴衰中侧面“带”出来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贾家衰败的几次重大变故，比如元春病逝，贾政被革职的腐败案，也没有去正面写，只是写这种变故对贾府人物命运的影响。  

    《红楼梦》无疑是写兴衰的，而兴衰往往与时间的流动有关。《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很多节令，已经有研究者对其中的民俗作了认真的研究。而且有些人物的生日也交代的清清楚楚，但是在具体到年份时，往往用“又一年”、“第二年”这样模糊的概念，已经有研究者发现，主人公在年龄上出现讹错，比如贾宝玉和元春年龄的前后矛盾，黛玉到贾府之后的年龄停滞等等，都说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时间的意义。倒是高鹗在续作中反复明确地点明时间的存在，因为高鹗认为“白茫茫大地好干净”的结局，必须借助时间才能完成。

    高鹗只是按照一般长篇小说的结构去从时间上理解兴衰，违背了曹雪芹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初衷。也就是说《红楼梦》是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替代以往长篇小说常用的时间流逝的纵向结构。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空间来结构小说，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亭台楼阁、斋庵院轩，形成了小说的块状结构。

（摘编自王干《红楼梦》的意象美学）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解读方法来研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滋养培育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全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善良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一年多来，面对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当前，舆论战已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之奋斗史，书写了中华民族奋进途中的艰辛与血泪。可以说，中华民族奋进的历史进程，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形成，积聚与升华的历史进程。历经岁月洗礼，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铸刻在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承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描述在抗击侵略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遭受危机时能够引领思想、集聚力量，凝聚人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我们面对美国霸凌主义不会屈服与退缩，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强大而深远的传承力与感染力。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坚韧性，顽强性与理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面临无数风险与考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磨炼而出的斗争之坚韧、拼搏之顽强与奋争之理性，是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美国施舍的，而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汗水与出类拔萃的智慧干出来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美方发起贸易战不会阻断中国发展之路，任何恫吓和威胁伎俩只会激发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奋进的士气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硬气。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情感。面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素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民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家的立场和行动高度一致，这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情感，再正常不过的态度，再合理不过的行为。给这样淳朴的爱国主义插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开放、成熟求是的心态。在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情况下，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坚定支持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维护民族尊严之表现。同时；面对美方打压，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并没有出现情绪化、排外性的行为。将这种理性成熟的爱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

    毫无疑问，面对汹涌而来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我们更需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情绪宣泄式的非理智“爱国”行为，防止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维护中国的道义形象，彰显中国的坚韧力量，传播中国的积极主张，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战，更是一场持久的综合角力。我们需认清贸易战的实质，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引领，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定力、自力更生的能力与爱国奋斗的动力，做好全方位应战。

（摘编自张彦《岂能把爱国情怀视为民粹主义》）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摊破浣溪沙》），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