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餐时，话题偶然转到了珍珠那时候，报上谈论巧手的日本人生产人工养殖珍珠的问题很起劲，医生说，人工养殖的珠子必然会降低天然珍珠的价值现在的质量已经很不错，不久就会完美无缺了柯拉达先生一如既往，又就这个新题目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凡是有关珍珠的事，该知道的他都谈到了我估计兰赛先生对此根本一窍不通，但是他舍不得放过一个可以嘲弄近东人的机会于是，五分钟之后，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我见过柯拉达先生的慷慨激昂，口若悬河，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口若悬河，激昂慷慨最后，兰赛说的一句什么话刺痛了他，他拍着桌子大声嚷起来：

    “哼，我还不知道我谈的是什么吗？我到日本去，正是为了考察日本珍珠问题的我就是干这一行的，凡是这一行里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告诉你，只要是珍珠的事，就是我说了算全世界的最好的珍珠我统统都知道，我要是不知道的，那就根本不值得知道。”

    这对我们倒是个新闻，因为柯拉达先生尽管多嘴多舌，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只是隐约地知道他是因为商业方面的任务到日本去的这时，他踌躇满志地环顾全桌。

    “他们搞人工养殖，永远也不要想搞出一颗骗得过像我这样一个专家的珠子来：我睁开半只眼睛就能把它看透”他指着兰赛太太佩戴的一串项链“你听我的没有错，兰赛太太，你戴的这串珠子，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比现在少值一分钱的。”

    兰赛太太不好意思地微微红了红脸，把项链塞进衣服里面兰赛把身子往前倾了过来他给我们大伙递了一个眼色，眼睛里闪烁着笑意

    “兰赛太太这一串还漂亮，是吧？”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柯拉达先生说“嘿，我心里说，这一串才叫珍珠呢？”

    “当然，不是我自己买的我倒有兴趣知道，你估计是多少钱买的？”

    “那个呀，同行内部买卖大约一万五千美元左右但是假如是在五号街上买的话，你告诉我你付了三万以内的数目，我都不会吃惊的。”

    兰赛露出了严酷的笑容。

    “你会吃惊的，告诉你吧，这串东西是兰赛太太在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在一家百货公司买的，十八块钱。”

    柯拉达先生涨红了脸。

    “瞎说不光是真的，而且，像这么大小的珠子，我还没有见过比这一串更好的。”

    “你愿意打赌吗？我赌你一百美元，这是假的。”

    “一言为定。”

    “哎哟，爱尔默，你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能打赌呢？”兰赛太太说。

     她唇边微带笑意，语调温柔而有愠意。

    “怎么不能？有这样的便宜钱可拿，我不拿才是傻瓜透顶呢”

    “但是怎么证明呢？”她接着说“我说我的，柯拉达先生说柯拉达先生的，没有别的根据。”

    “让我看一下项链，要是假的，我马上就会告诉你我输得起一百块钱”柯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亲爱的让这位先生看看，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

    兰赛太太犹疑一下，两只手伸到了项链的扣襻上。

    “我解不开，”她说“柯拉达先生只好以我的话为准了。”

    我忽然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但是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

    兰赛跳了起来。

    “我来解！”

    他把项链递给柯拉达先生近东人从衣袋里摸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察看起来他的刮得干干净净的浅黑色脸上，漾出了胜利的笑容他交回项链他准备说话了突然之间，他瞅见了兰赛太太的脸色她脸色煞白，似乎眼看就要晕倒的样子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他，露出恐惧的神色她的眼神送出来的是一个绝望的哀求；这意思实在是太明显了，我不明白她丈夫怎么会看不出来。

    柯拉达先生张口结舌地愣住了，脸涨得通红你几乎可以看得出，他思想上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弄错了，”他说，“这个假货造得真好，但是当然啰，我用镜子一看，马上就看出它不是真货了这倒霉玩意儿，我看也就是值十八块钱左右的货色。”

    他取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一言不发地递给兰塞。

    “这也许可以给你一个教训，下回别再那么自以为是了，老弟”兰赛接过钞票说。

    我注意到，柯拉达先生的手在颤抖。

    这件事情，跟别的新鲜事一样传遍了全船，那天晚上他不能不忍受好多人的取笑万事通当场出丑，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兰赛太太头疼，回自己的舱里休息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开始刮脸柯拉达先生躺在床上抽烟突然有一阵细小的窸窣声，我看到门底下有一封信塞进来我打开门一看，外面没有人我拾起信，看到是给麦克斯·柯拉达的姓名是用印刷体写的我递给他。

    “谁来的信？”他拆开了信封“嘿！”

    他从信封里取出来的不是信，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他瞅我一眼，脸又红了他把信封撕得粉碎，把那些碎片交给我。

    “劳驾，请你从舷窗里扔出去，好吗？”

    我照办了，然后带笑看着他。

    “被人弄得像一个十足的倒霉傻瓜，谁也不会乐意的”他说。

    “那串珍珠是真的？”

    “我要是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媳妇，才不自己呆在神户，让她到纽约去住一年呢”他说

这时，我不完全讨厌柯拉达先生了他伸手取出钱包，细心地把那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了进去。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怕

周海亮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为女儿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喜欢躺在树荫下，枕着锄头，眯着眼，喝女人为他沏好的茶。日子从叶隙间溜走，从禾尖上溜走，从茶香里溜走，从花开花落中溜走，他迷恋这种感觉。可是战争来了，安静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他不得不离开。

    他离开，因为他怕死，怕女儿和妻子遭遇意外。他亲眼看见弹片将一个男人瞬间撕开，那个男人，不过是如他一样的农人。还有远处的枪炮声，俯冲下来的飞机，映红天边的火光，撤进村子的伤兵，蠕动的肠子和流淌的鲜血……他必须离开，暂别祖辈留下的土炕、土屋、土狗、土地。他曾以为战争与他无关，但现在，他必须逃离。

    他怕死，更怕别离。

    他随着人群，逃出村子，逃上公路。飞机追赶着他们，炸弹不断在人群里爆炸，残肢断臂，随处可见。人群躲进深山，燃烧弹倾泻下来，人被烧成炭，炭继续燃烧，世界变成地狱，地狱灼热滚烫。他不明白农人有什么错，他只知道他们无处可藏。又有士兵追赶上来，大山被层层围困，等待他们的，只剩死去和被俘。很多人期待被俘，被俘还有机会，还有解释或者求饶的机会，但是他不想。他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不想解释或者求饶。

    他逃了出去。几百农人，他是唯一逃出去的一个。他追上撤退的部队，成为一名士兵。有老兵劝他不要当兵，老兵说，以我们的装备，这不是打仗，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他说，我当兵。老兵说，当兵，肯定活不过三个月：被俘运气好的话，可以熬到战争结束。他说，我当兵。老兵说，真不怕死？他说，怕死，但我当兵。

    他怕死，更怕奴役。

    他没有枪。没有枪的新兵很多。冲锋时，他扛着大刀，紧跟住前面的老兵。老兵倒下了，他捡起枪，继续往前。战斗打响以前，他曾担心过枪，老兵告诉他，这个最不用担心。他说今天是他当兵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正常的话，就该阵亡了。他猜得很准。他还说，现在当兵两个月，就是老兵了。他这才知道，老兵不过二十一岁，三个月以前，还是西式医院里的一名牙医学徒。

    老兵说得没错，他们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一波儿人填进去，一波儿人又填进去，一波儿人再填进去，似乎死的不是人，而是牲畜。长官说，这叫“添油”，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战术。他懂。在乡下，冬夜长，想油灯燃烧不息，就得不停地添油。他想，之所以让士兵们前赴后继，是因为，那火焰可以奄奄一息，但绝不能灭。

    他怕死，更怕熄灭。

    可是战争竟然结束了，竟然真的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相信，仍然攥着烧火棍般的枪，缩在战壕里，不敢出来。他已当兵三年，他是整个师部唯一活过三年的士兵。三年里他杀死十多名敌兵，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士兵的模样和临死前的表情。在他随后的生命里，那些士兵毫发毕现，面目狰狞，夜夜与他纠缠。不管如何，他成为英雄，他应该受到赞美和礼遇。

    可是他回到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说我打仗，不就是为了回来吗？这么多人送死，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吗？这样，挺好，挺知足。

    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记起他曾经是一名士兵。又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知道这里曾经被轰炸、被占领、被蹂躏，这里的人们曾经被驱赶、被奴役、被屠杀。每一天，他哆哆嗦嗦地走过村路，挤满老年斑的脸努力抬起。他仰望天空，他怕有一天，天空里再次出现密密匝匝的飞机，然后，炸弹呼啸而下。临终前几天，他想告诉每一个人，曾经的村子，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炸弹，大火，老兵，战壕，履带，尘烟，炸成两段的尸体，黏稠的鲜血，鲜血，鲜血……可是他太老了，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知道他不会忘记，但他怕活着的人们，会忘记。

    他不怕死，他更怕遗忘。

（选自《小说界》2016年第3期）

炮台山遗骨

陈力娇

    水路被苏联红军接管，旱路有地方武装把持，只有沿张广财岭一路西逃。山高林密，气温骤降，饥寒交加，开拓团民死伤无数。到了十一月，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实在顶不住寒风的袭扰，才从炮台山上走出来，住进了吉兴村难民营。

    这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一万多名开拓团民，已经死伤过半。

    当地的民主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救救他们吧，不然这些日本人都得死在这。中国的老百姓心是善的，他们虽在心里恨着他们，恨他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占了他们的房屋，饿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到他们落魄成这样，就一切的恨都不是恨了，钟老头走在难民营的街道上，满大街都是奄奄一息的开拓团民。仅有的两百间房子都住满了，马房也住满了，院子也住满了，人群一直沿乡路伸出两里远。

    钟老头想，尽可能地领养一个吧。但却不知领养哪一个。

    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女人见他走过来，吃力地抬起头，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和钟老头说：“①国的回不去了，日本不要我们了，病的多多，救孩子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

    钟老头停下脚步看她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三四岁。大的还有活气，坐在母亲身旁冻得哆嗦成一团；小的则快死了，气息微弱，眼看着就睡过去了。十一月寒冷的天气，土地结着冰，孩子尿出的尿，已把他的衣角粘牢在地上。

    女人的眼泪催促着他，抱走哪一个呢？哪一个都会给他的生活增加不可想象的负担。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死了，眼看着他们死掉吗？钟老头脱下自己的棉大衣，铺在地上，把小的抱起来放在上面，想抱起就走，却看到大的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狠狠心，把大的也放在大衣上。

    地上的女人露出了苦楚的笑，笑过后闭上了眼睛。

    钟老头把两个孩子抱回家，钟老太把他们洗干净，一边放在热炕头的被子里暖着，一边喂他们吃小米粥。一碗粥下肚，两个孩子活了过来，他们没有哭闹，温暖让他们忘记了妈妈。钟老太熬了一个通宵，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一人改做一件小衣服。

    人是救了，日子却难熬了。

    每天钟老头天不亮就起床，用他那匹瘦马为别人家拉东西，挣得少量的工钱，买回少许的米，勉强够两个孩子糊口。他和老伴则吃秋日里留下来的冻白菜和山蘑菇，或上山找积雪下面的野果和橡子。

    转年春天来了，积雪融化了，万物开始复苏，一家人总算有了盼头。大孩子已经恢复元气，能满地跑，帮着钟老太做饭填柴了；小的也能满炕爬，趴在窗台上等钟老头给他带吃的了。他们都叫钟老头爹，叫钟老太娘，甜甜的声音，哄得老头老太乐得合不上嘴。

    这天，钟老太答应给他们做粘米饼，大的就到院子里为钟老太抱柴。他站在柴草垛前好半天都不动地方。钟老太出来接他，见他发愣，就问：“想啥呢？”他吸了吸鼻子，指指吉兴村的方向。钟老太问“那里有什么？”孩子说：“味儿。”又吸了吸鼻子。

    孩子一闻到这味就指指吉兴村，可是吉兴村有什么呢？什么会散发这种味道呢？

    钟老头这天回家，对钟老太说：“你把我最破的衣服找出来，我要去抬尸体了。”钟老太吃了一惊，钟老头接着说：“吉兴村开拓团民的死尸都烂了，雪一化，他们都从积雪里钻出来，一拎不是掉胳膊就是掉腿，再不抬就成泥了。”

    钟老太问：“往哪抬呀？”

    钟老头回答：“往炮台山抬。”

    钟老太说：“那你可得想办法带一点白酒，浑身上下喷一喷，别着了魂。”

    钟老头说：“哪有那么多酒呀，三天三夜都运不完啊。吉兴村的菜窖里、壕沟里、大树下，到处都是死尸，人摞人，都成垛了。”

    钟老太叹了口气，说：“②这些日本人，蛮横时比谁都蛮横，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他们的国家也真的，自己人都不当回事，难怪那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钟老头去抬尸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但是第五天钟老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后悄声地对钟老太说：“怎么办？我看到孩子他妈了，她也在死人堆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说，也烧吗？”

    钟老太说：“怎么能烧呢？入土才为安啊。”

    钟老头说：“不烧埋不起呀，再说胳膊腿都不知谁是谁的了。”

    钟老太问：“孩子他妈也是吗？”钟老头摇摇头。

    钟老太说：“那你把她藏在背旮旯里，晚上我们俩去把她埋了。”

    他们说这话时，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他们俩双双在哭。

    钟老头说：“快，快去哄哄，他们听懂了。”

    钟老太回屋了，钟老头重返炮台山。森林在呜咽……

（有删节）

【注】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然而移居中国东北数以十万计、已无男丁、仅剩下老弱不堪的妇女儿童的日本开拓团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开始了艰难的逃生之路。

米考伯先生正在栅栏门里面等着我，我走进他的牢房（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劝告我，要拿他的这种结局____。他要我千万记住，一个人要是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会过得很快活，但要是他花掉三千一先令，那他就惨了。在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酒喝，还写了一张要米考伯太太归还的单据给我，随后他就收起手帕，变得高兴起来了。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生锈的炉栅上，一边放着一块砖头，免得烧煤太多。我们一直坐着，直到跟米考伯先生同牢房的另一个人进来。他从厨房里端来一盘羊腰肉，这就是我们三人共同____的饭菜了。接着，米考伯先生派我去顶上一层“霍普金斯船长”的牢房，带去米考伯先生对他的问候，（  ①   ）。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一副刀叉，并要我向米考伯先生问好。他的那间小牢房里有一个很邋遢的女人，还有两个____的女孩，长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   ②   ）。船长自己，衣服也褴褛到不能再褴褛了，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褐色大衣，里面没有穿上衣。我看到他的床折起放在角落里，他的那点盘、碟、锅、罐全都放在一块搁板上。我猜想（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两个头发蓬乱的女孩虽然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孩子，但那个邋遢的女人并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最多不过两分钟，可是我从他那儿下楼时，心里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就像那副刀叉清楚地握在我手里一样。不管怎么说，这顿中饭倒也有点儿吉普赛人的风味，颇为有趣。午饭后不多久，我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船长，便返回寓所，向米考伯太太报告探监的情况，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晕过去了。后来她做了一小壶鸡蛋酒，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时，作为____。

（《大卫·科波菲尔》）

邮票

萧乾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课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写着“三十四”号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河山”，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也不怪你。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也不成，也不成。”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之前一家杀的就剩我们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只剩他老两口。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后来，我才发现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选自《篱下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