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绝盗

冯骥才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的第二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上班了。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过了三天，小两口去上班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两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顿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好呵，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吗？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砸!"跟手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看戏。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瓦下听风

彭家河

    瓦是乡村的外衣。

    当再次提起瓦的时候，我已远在他乡，多年没有回老家那个小山村。想起故乡，眼前还是当年离开时的景象。绿水青山不见苍老，而我却早生华发。

    在延绵而舒缓的群山中，村落就像灌木丛，一簇一簇地分布其间。远远望去，几面灰白的墙壁和青黑的瓦顶在墨绿的草木间若隐若现，仿佛被弯曲山路串起的葫芦挂在重峦之中。看到了瓦，也就看到了家，心里就踏实了。

    在乡下时，盯着瓦顶发呆的时候也不少。早年乡下没有通电，也没有多少书看，特别是感冒生病后，能做的事就只有躺在床上数檩子、椽子和亮瓦。川北多柏树，檩子都是去皮粗略打整的小柏树，椽子则是柏木板，年辰一久，灰尘和油烟就把檩子、椽子染成与老瓦一样的黑色。在漆黑的房顶上，只有几片亮瓦可以透些光亮进来，不过瓦上的落叶和瓦下的蛛网已让光线更加昏暗。亮瓦是玻璃制成的，能透光，但看不到瓦外的天空以及树木，要凭借瓦上的声响，才知道房顶上的过客。如果声音是一路“咵、咵、咵”地传过来，那一定是一只无聊的猫；如果是急促的沙沙声，肯定是心慌的老鼠在顺着瓦沟跑。更多的时候，只是听听瓦上难以理喻的风，听风在房顶与瓦说些悄悄话。

    瓦与风总有说不完的话。人听到的，只是极少极少。瓦与风一般都是轻轻絮语。我想，他们谈论的，无非是坎上庄稼的长势啊、西河里的鱼啊、二帽岭上的花啊，因为每年春节前，我爹都要上房扫瓦，扫下的就是麦子、鱼骨头、小树枝这些。瓦仿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风就是一年四季在外面闯荡的男人，一回来就带些外面的小玩意，讲讲外面的小故事，把瓦哄得服服帖帖。当然，有时候瓦与风也会吵嘴甚至打架，夜里总有些瓦从瓦楞间翻起来，与风纠缠，有的还从房顶上落下，摔得粉身碎骨。听到“啪”的一声刺耳脆响，瓦下的主人都会心头一紧，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房顶就大骂风，肯定是风的不对，瓦成天默默不语任劳任怨，风过来一会儿，房顶就不得安宁，瓦还要跳楼寻短，难道不是风的错吗？这些，风能说得清吗？风可能受了委屈，一路呜呜着跑了。落下房顶的瓦摔得四分五裂，抛弃在路边。别的瓦仍然低眉信首，与属于自己的那一绺风继续私语，或许他们对风对瓦的性格早已习惯，总有几片瓦会与风一起私奔，也总有几片瓦会宁如玉碎。乡下的故事，不就是这样的吗？

    瓦只要上了房，盖在檩椽上，往往就是一辈子。要么是仰瓦，要么是扣瓦，仰瓦要上大下小，扣瓦要上小下大。有时，房脊梁上还会垒一排立瓦。每一片仰瓦的大头都要压在上一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大头下，而且所有的扣瓦都要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营造一个温暖的家。瓦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乡下人肯定早就读懂了这些。

    一年当中，乡下人待在瓦屋里最长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庄稼都收种完毕，梅雨时节或者霜雪天气，无所事事的大人小孩子就团聚在一起烤火做些家务。但更多的时候，我则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垫着枕头靠着墙壁看小说，这样身心都温暖如春。我在乡下教书时，有年在南充人民中路一旧书摊上买回了所有的《十月》等文学期刊。有一天，我合上杂志，听着瓦上风声，突然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人生，其实每一个人只能经历一种人生，通过小说，可以品味别人的酸甜苦辣，可以经历各种人生。一个人过好自己的人生，此生才有意义，重复或者模仿别人的人生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从此，无论是出入瓦屋豪庭、身居陋巷还是穿行都市，我都内心恬淡自信，对世间奢华，心如止水。

    瓦下的孩子都一辈一辈长大，离开了瓦屋，走出了大山。估计都没有多少闲暇回一次老家，更没有多少机会再在瓦下静坐。我相信，每一片青瓦下，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种子，总有一天，他们会在风中醒来，听听风中的故事。我相信，每一条都市大街上，都有来自乡下的孩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怀念瓦下听风的日子。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1月10日24版，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姓娃！”她把灯点着了。里面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淋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砰！”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有删改）

黄昏 

张蛰

①扑棱扑棱在水里奔跑，那是田鸡。芦苇丛里有个东西探头探脑地想出来，那是野鸭子。西天是一片说不出的绚烂，红，紫，黄，灰，淡蓝……颜色纠结在一起。太阳没有了，从河滩里望回去，村庄开始有黄昏的暗。

②我坐在河滩上，把节节草含在嘴里，无所事事，割了一下午的草正发出甜丝丝的味道。我有点搞不明白，天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那些奇形怪状的彩色云彩，想什么像什么。牛哞，驴叫，马在嘶鸣，空旷的漫河滩里十分嘈杂，声音此起彼伏。它们知道该到圈棚里去了，它们需要休息，干了一天活它们要吃草料，它们知道黄昏一来夜就要来了，夜一来它们就该收工啦！

③这些牛马驴比平时叫得欢，可能跟黄昏的颜色有关，它们也觉得不能无动于衷。我坐在漫河滩的黄昏里，想一个孩子的心事。田二家的走过我身旁，叫着我的小名喊我回家，我没搭理她。我已经上学了难道她不知道吗？她不会写字，也不会算账，她只知道出工干活挣工分，顺便偷点东西回家，可我都已经会写天安门了。她好占便宜，上次扒队里的红芋，她硬是比我们每个人都多吃一块，把她噎得躬着腰乱转圈子都没舍得把剩下的半块给我们。

④大雁叫着往南飞去，风开始变得有些凉意，泥土开始变得凉悠悠的，整个漫河滩都凉意十足。西天无声地燃烧，非常非常灿烂，我坐在河边的泥土沟里看田鸡快乐地奔跑，野鸭子到底没敢出来。炊烟袅袅升起来，一个村庄渐渐淹没在淡淡的烟雾和斑斓的黄昏里。从我坐的地方看过去，西天正在村庄的屁股后头燃烧。

⑤有不知名的虫子开始叽叽地折腾出动静来，先是一种，后来有不一样的声音。我坐在那里，口含节节草，不想回家。这个念头非常强烈。我想把自己割了一个下午的草交给谁更可靠些，然后我走掉，沿着河滩往东北走。往东北走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是河水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条被黄河扔掉几百年的废旧的古道如今水清草肥，行走缓慢。我把含了很长时间的节节草扔到水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漂走，往东北方向漂去。我站起来，极力往那个方向望过去，在黄昏里前方渐暗，让人觉得有些茫然。我沿着河岸走了十几米远，又不知不觉地回到我的草堆前，叹了口气，有些闷闷不乐地坐下。我看到有颗星星拱出来，天色更加暗淡，西天的灿烂变成一抹绛紫红，但余晖依然把村子上空的那块天衬亮着，村庄倒是更暗了，看不见了炊烟，一个庄子就几乎成了一团的幽暗。

⑥田鸭子今天在课堂上出了洋相，因为学了好几天了，他仍然只会一块糖加两块糖是三块糖，一旦变成1加2就不知道等于几。老师脸色铁青，青筋暴跳。我想极力抬起头来看清黑板，但实际上只看到坐在我右前方的田鸭子满不在乎，摸着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鼻涕老长地挂在嘴边，我别过脸去，不愿面对他。

⑦下午三点不到就放学了，我习惯性地到漫河滩里来割草。割草我知道是填坑沤积肥为家里挣工分，可会写天安门能做啥呢？似乎有用。但到底有啥用？我无法回答自己。我一会儿想读书识字，一会儿又想流鼻涕的田鸭子，心里七上八下，坐卧不安，矛盾万分。终于又心灰意冷起来，再次抬起头四望望，河水开始变黑，芦苇丛在风里沙沙作响，西天没有了一抹红，天上开始挂更多的星星，周围各种小东西弄出的声音杂乱无章。我最后犹豫着是否现在就沿着河沿儿走掉，不打招呼与所有的人告别。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个悠长熟悉的声音对着漫河滩呼喊我的名字，让我回家吃饭。我拖长声调高声回应，鼻子发酸。又叹一口气，我弯腰背起一大捆草，拖着书包往家走。

⑧周围杂乱无章的虫鸣因为我的动静一下子停止了，但很快又轰然响起，歌唱被意外打断后每个虫子似乎格外卖力，听起来争先恐后，声嘶力竭。西天再没有黄昏的一丝迹象，一个村庄站在远处，黑乎乎地等着我。

⑨那是我此生第一次思考求知路上的无趣。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没有在那个黄昏走掉，似乎一直在苦盼那个唤我回家的声音 ， 似乎想用那个声音告诉心里的另一个自己，瞧，我没法走，我得回家。少年时代的这种经历，没谁看得见，只能藏在自己心里，偶尔拿出来，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