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四野明净、生机盎然的春天。清明是农耕的重要时机，所以农谚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清明也是人们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古诗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踏青、修禊的风俗反映了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以及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春游健身和插柳植树的活动。

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 古人以“插柳”避疫驱邪，又赋予其“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后来，清明插柳之风逐渐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孙中山先生把植树造林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在他的倡议下，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84年北京市将“全民义务植树日”定在清明节前后。2008年清明节被定为法定假日，植树节便自然而然地落户清明。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经几度春秋， 弥漫成郁郁葱葱的绿意。这时，人们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就像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生命。

    清明节还是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意识的传统节日。虽然物质生命无法永存，但精神生命却可以永恒。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的人生能够留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把“立德”置于“三不朽”的首位。

    人们也正是通过清明节扫墓等传统仪式，一方面来感受“生死两茫茫”的悲怆，感念先人生我育我的恩泽；一方面停下行色匆匆的人生脚步，面对死亡，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生死的感悟中，让灵魂受到洗礼和净化，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所以，人们追求以懿行嘉言留名传后，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精神得以安顿。因此，清明节正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中华民族的敬祖意识、感恩心理、天人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

    而今，祭奠亲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已发展到缅怀先贤英杰。祭奠他们，能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受到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清明。

    清明还有政治清明的含意。《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显然都指政治清明。

    清明的这种人文内涵常常以人物故事为载体而获得广泛传播。介子推与寒食、清明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相传晋文公在火熄后上山看到介子推母子抱树而死，在他们身后的树洞里发现了一首写在衣襟上的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传说中的介子推遗诗，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短短八句诗三嘱晋文公“清明”，反映了人们渴求“清明之世”的普遍愿望，即追求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是“君圣臣贤”“官清吏廉”的清明之治。

《乐记》曰：“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是对中华传统节日清明的最好写照。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晚明时期，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晚明时期，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材料一：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信息。它指导人们去理解，但有时也会引起误解，这取决于是否被正确使用。大数据的力量是那么耀眼，我们必须避免被它的光芒诱惑，并善于发现它固有的瑕疵。科技再先进也无法将世界上数据的总量尽数收集、储存和加工。从罗盘和六分仪，到望远镜和雷达，再到今天的全球定位系统，人们总是受到现有测量和认知工具的局限。我们明天使用的工具很可能比今天的强大数倍甚至上千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较之明天可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要不了多久，当我们回看当今的大数据世界时，就像在看阿波罗11号上仅4Kb内存的导航控制计算机一样，会觉得十分奇特。我们能收集和处理的数据只是世界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些信息不过是现实的投影罢了，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完美的信息，所以做出的预测本身就不可靠。但这也不代表预测就一定是错的，只是永远不能做到完善。这也并未否定大数据的判断，而只是让大数据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为我们提供暂时的帮助，以便探索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应当怀有谦恭之心，铭记人性之本。

(摘编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周涛译)

材料二：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信息超载已成为每一名互联网用户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促进信息供需匹配、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的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算法推荐技术应运而生，解决近乎海量的网络信息与用户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供需矛盾，并广泛应用到了网络信息生态的方方面面。智媒时代已然到来。然而，人工智能逐渐地改变了用户关于信息消费的个体习惯和社会规范，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人们越来越难以接触到自己认知领域之外的内容，日常接受的主要是与其已有兴趣和观点相符的信息，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

这一比喻最早由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用以描述在网络信息传播这程中，公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得到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就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公众无法与信息环境进行全面的交互，而是沉浸在自身所偏好和认同的内容当中，最终使得意见一致的观点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形成“回声室效应”：人们在不断放大自身信息偏好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多元观点的流通和讨论，甚至带来群体极化的风险。在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与回声宣概念之后，随着传播方式交得更加智能化和分众化，怕里泽提出了“过滤气泡”的概念，以强调互联网信息过滤对用户的影响。他认为，搜索引擎等算法使人们处于个性化、独特的信息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是由一系列基于用户信息和行为构建的过滤器所创造的；算法在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异质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之中构筑起了一道道“隔离墙”，将人们困在算法创造的“网络泡泡”中，并阻碍着多元观点之间的交流。

表一 信息茧房、过滤气泡与回声室的概念比较

(摘编自虞鑫等《从技术到受众：信息茧房效应的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2024年第4期，《青年记者》)

材料三：

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布局相对比较超前的数据基础设施，尤其是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新基建”中，有四个方面都与数据基础设施相关：一是5G基站建设，近年来我国5G基站的部署非常快，已经达到全球5G基站的70%以上；二是大数据中心，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整体规划布局，在全国各地建设一系列大数据中心，同时构建了面向全国算力的整体调度网络——“东数西算”工程，涉及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不同区域的大数据中心集群，我们的算力资源总体布局持续优化，算力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三是工业互联网，我国在工业互联网的标准制定层面、应用层面走出了一步先手棋，在推动工业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的过程中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四是人工智能，也属于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基于大语言模型，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或是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系列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数据、算力以及在二者之上的算法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未来更高质量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摘编自杨学成《数字中国与未来产业的展望》，2023年8月4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