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霾灾”，数日雾霾不散，导致通惠河上的漕运停止，京城多处粮仓告急。乾隆皇帝除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还亲自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祭天。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出现了一次“霾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材料二：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问题。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

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动、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

——《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治理》

材料三：1952年，处于急速发展期的英国伦敦，终于尝到了工业污染带来的苦果：l2月5日至10日，伦敦市内空气污染严重，导致4000人因呼吸道疾病等原因死亡，这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事件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启示录：1952，被雾霾扭转的英国》

材料一：重义轻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的价值，轻物质的价值，好名而不好利，务虚而不务实。在先秦，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内容。他认为，统治者只要讲文德，进行感化，就能使人民归服。孟子从国家的角度谈论问题，也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汉朝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处于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董仲舒要求人们一味迫求道义，放弃功利，将道义和功利对立了起来。义利之辨在宋代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仁义道德与利欲是对立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王鲁英《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临着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问题。尽管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错综复杂，但存在着一个慈的发展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价值观向义利并重的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

﹣﹣摘编自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