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②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③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④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 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线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移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袋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街上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了我。“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了。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这些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天空，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附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看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

    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西伯利亚的温暖

冯有才

    ①卡尔是一名政治犯，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正值十二月，天寒地冻。而后，卡尔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木工人。监工托可可夫斯基很严厉，工人们都非常恨他。如果完成不了定额任务，工人们不但没有面包吃，甚至还会被抽得遍体鳞伤。当然，倘若超出了任务，就会得到半瓶伏特加作为奖赏，超出部分的木材，托可可夫斯基将他们囤积在一个仓库里。

    ②第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名伐木工人生病了，整个班组没有完成定额任务，托可可夫斯基把整个班组的人饿了一整天，而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被托可可夫斯基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猜测：那名可怜的正在生病的工人，一定是被可恶的监工托可可夫斯基遗弃了或者处决了。

    ③然而，不幸的事仍不断发生。还有一次，卡尔把木材抬上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来，木材从车厢里滚落，砸到了一名沙皇士兵。托可可夫斯基顿时火了，他拿起了皮鞭，使劲地抽打着卡尔，还随手拿了一根木棒，朝卡尔的腿上砸去。卡尔能清楚地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几名工友把受伤昏迷的卡尔抬回了小木屋。没有医生，又加上天气恶劣，卡尔的腿恢复得很慢，三个月后才能下地走路。他每走一步，都会对托可可夫斯基的仇恨加深一分。

    ④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大家都在心底高兴着，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托可可夫斯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对大家的态度也开始收敛起来。但是，大家对他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⑤一天早上，卡尔被一阵哭声惊醒，那是从托可可夫斯基暖和的小屋传来的。卡尔赶忙跑过去，只见满头是血的托可可夫斯基躺在床上，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托可可夫斯基努力睁开眼，看见卡尔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日记本放到卡尔的手上，对卡尔说，你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知识最深，你会懂得的。卡尔接过日记本，托可可夫斯基便闭上了眼睛。卡尔迅速把日记本放进了衣服里，闻声而来的工友也走进了木屋。托可可夫斯基的妻子哭诉：凌晨，托可可夫斯基出门小便。天快亮的时候，她发现丈夫还没有回来，于是马上去找，结果刚出门，就看见了躺在门口的血迹斑斑的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因为仇恨被人打伤的，凶手一定是这一千多名工人中的某一个。

    ⑥卡尔和工友们埋葬了托可可夫斯基，下一步怎么做，大家都很茫然，虽然传说战争要结束了，可是并没有明确的消息，他们将何去何从？小心地翻开日记本，卡尔的心一阵阵刺痛。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一定会死了，因为是托可可夫斯基知道他患了肺炎后，让装运木材的火车把他送到了城里医治。

    ⑦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卡尔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托可可夫斯基在那一刻，看见了好几名子弹已经推上枪膛准备枪杀卡尔的士兵。

    ⑧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这一千多名伐木工人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冬宫在几天前就下了命令要处决他们。

    ⑨如果托可可夫斯基不死，这里就不会混乱，工人们也就没有办法趁乱逃走。

    ⑩除了卡尔，没有人知道托可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卡尔把战争结束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工人们一阵沸腾，欢呼雀跃，瞬间便冲破了伐木场看守士兵的警戒，跑进了丛林深处。

    ⑪卡尔并没有跑，而是走进了托可可夫斯基的小屋。他知道，从他得到日记本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为这对可怜的母子承担起责任。

    ⑫后来，陆陆续续地又回来了几十个工人，卡尔把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给他们传阅。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在林场新建了许多小屋，建筑小屋所用的木材，都是托可可夫斯基提前囤积的。这一切，似乎都在托可可夫斯基的预料之中。

    ⑬冬天的西伯利亚，仍有一个温暖的小村落，村子的名字叫做托可可夫斯基村。村民们是那些伐木工人的后代，村子中还有一本族谱——那是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

    ⑭日记本的扉页，是卡尔临终前一年写的一句话：只要有爱，再冷的地方，也会有温暖的时刻！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