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忠孝仁义与汉代法制的建构

    援孝入律，虽是对周秦以来法律制度的继承，但在法律实践中又一改秦法以弦制手段推行的弊端，在基层社会组织中，设立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制度，以孝悌伦理劝谕风化，敦厚民风；在官员的选人制度上，以孝廉作为汉代选官的重要科目，促进了孝道伦理的推行；在养老制度上，以多种形式优抚老年，将孝道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敬养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刑罚制度上，严惩不孝犯罪。这样就构成了教化与惩治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不仅解决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道德难题，也为法律伦理化提供了理论论证。孝伦理法律化以其极大的强制性使得孝伦理得以积极参与汉代的政治生治，孝伦理的社会化则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使孝伦理观念成为社会全体成员普遍的价值诉求与伦理原则。

    忠伦理与汉代法制的结合，一方面体现在“不忠入律”，汉代法律把不忠行为的种种体现，诸如大逆无道罪（包括谋反、降敌、大逆罪等）、不道罪（包括诬罔不道、漏泄省中语不道、匿反者不道、上僭不道、奉使无状不道）、不敬、大不敬等不忠行为纳入法律体系中，体现了“君为臣纲” 在封建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形成的《忠经》成为固定化的法典，标志着两汉时期忠伦理已经成为一种系统而宋整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说。《忠经》对忠的概念作了系统阐释，并且赋予忠以神秘化的宗教意蕴，并把忠君作为最高道德准则，看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强调恪守忠德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忠经》由统治者通过教化向社会成员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灌输，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现念，使忠君道德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同。而统治者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援忠于律，进一步任化了《忠经》的法律地位，使《忠经》不仅是一种探讨如何忠君事上的理论学说，而且成为了具有封建法典意义的法律制度。在现实的法律实战中，忠孝伦理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人们在忠孝关系的伦理抉择上的两难困境。在忠孝一体的情况下，以孝劝忠、移孝为忠、忠孝两全是人们行为的正当选择；在忠孝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情况下，则呈现出由汉代前期的孝重于忠到后来忠重于孝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忠孝之间的内在联系，忠孝矛盾一直未能被克服，从而形成了道德佴导的一个重要误区。

    汉代伦理与法制的融合内贯着自然一秩序原理、家国同构原理、伦理一政治原理，这三项原理是和谐之道在自然、家庭和国家中的体现。家庭的伦理秩序与国家的政治（法律）秩序是一种等级结构，由家庭伦理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构成的等级结构沿着宗法血缘这个原点向外扩展，人的身份等级及其权利义务都会随之递减。但无论如何，维系家庭与国家和谐的人伦规范与秩序原则都没有变，家庭重孝道，国家重忠道。忠孝虽有侧重，但往往又密不可分。忠孝仁义与法律长期纠葛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法系伦理法的鲜明特征。道德渗透于法律之中，使得原本严肃的法条带有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亲情；而法律进入伦理之中，使得原本柔性的伦理似乎补足了钙质而具有更为刚性的强制力量，可以有效地维系伦理秩序。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25日）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薪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复旦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校庆日当天发布了新版形象宣传片《To My Light》后，被眼尖的网友指出抄袭了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的宣传片《Explorer》（探索者)，被截取的类似视频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复旦的不地道。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的名牌高校，在建校11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学校宣传片竟然抄袭日本宣传片的创意，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难道连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只会靠抄袭别人来凸显自己吗？对此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中国人只是擅长抄袭吗？我们的诚信在哪里？

    说到诚信，最近关于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两则新闻，更让我们难堪，也更让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诚信？一则新闻是美国检方5月28日对15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等考试中采用欺诈手段，收买枪手替考。如果被控罪名成立，这些中国学生可能面临几十年监禁和几十万美元的罚金。

另一则新闻是BBC中文网5月28日的报道，文中称2014年有大约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学校开除，其中不乏在常春藤名校就读的学生。而被开除的原因，该报告称学术不诚实的比例占到22.98%。由这两则新闻再看看复旦大学涉嫌抄袭的宣传片，我们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些因果关系？中国学生不诚实，中国的教育机构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敢在美国造假？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假对中国学生来说真的很平常。想想我们自己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造假的事情：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学校会要求学生造假；为了学校之间的考试比赛，老师会安排学生相互抄袭；在学生之间内部相互抄袭、找替考更是经常发生的事。要么是学校让学生造假，要么是学生自己造假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教育环境中，中国学生很自然的将“造假”当成了家常便饭。

    教书育人的教育机构竟然教唆、支持学生造假，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中国学生将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带到美国，所以上面两则新闻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其实不止学生，中国整个社会都在面临诚信缺失的问题，因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数不胜数；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让中国人的生活烦躁不安。

    诚信问题应该到了重视、解决的时候了。我们看到，中国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明礼、诚信”的价值宣导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这当然是好事；但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要从学校坚守诚信开始，只有学校真的变成了“明礼、诚信”的典范，学生们才能在学校的耳濡目染中养成诚信的习惯，形成诚信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带到全社会。

    由此，我们再看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事件，不得不说这对宣导诚信的中国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对广大的中国学子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示范。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希望复旦大学以此次事件为警醒，沉痛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以后的作为中，坚守教书育人的职责，树立起“诚信”育人的典范，将诚信的价值观传导给一代代的学子，也为全社会带来“诚信”的正能量。

选自《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教会我们诚信？》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化理论中有一个词叫做“间断平衡”，意指一个生态在达成平衡之后，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某种因素触发进化的齿轮，原有的均衡就被打破，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各部分相互反应，直到新的平衡形成。生物学家将这这种新旧之间的交替称之为：“蹦移”。

    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演化。继漫长的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在工业时代，人类已见证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现今，我们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入口处。信息技术正在颠覆既有的平衡态，人工智能和认知技术的发展、机器深度学习、3D打印等新技术的发明，正在将“未来”带到世人面前。新、旧技术革命之间的转移正在发生。这是技术的“蹦移”。

    全球化发展类似于生态演化。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轮全球化历程。第一轮是以英国主导，主要表现是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第二轮以美国为主导，主要表现是贸易全球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信息、人才的全球流动。而现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正在遭遇其本国人民的抗拒，也进入到逆向时期。但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不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最多是变化一种发展形式，更换一批演员。以当前的情势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这是国家的“蹦移”。

    新旧交替之际，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任何人都难免彷徨、犹豫甚至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类似于两百年前欧洲农民面对蒸汽机时的心情。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在不到两三百年工业时代所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之中农业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今天一个普通人可享用汽车、冰箱、飞机、高铁等工业制成品，在封建时代即使帝王权贵也不可得之。由技术进步而促成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涓滴”效应，虽然不可能如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假以时日，还是能将大多数人置于共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之下的。这是增长的“蹦移”。

    从长周期的角度看，经济衰退源于技术红利的渐渐消失，“低垂的果实”被采摘完毕，而要走出衰退、迎来下一个繁荣，唯有创新和技术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的交替期，需要准确认识技术革命的演变方向以及其对我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需要发挥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能动性，主动清除那些不合时宜、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冗余，来为新技术的成长壮大开辟空间，留足空间。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迎来几十年连续的增长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政府2013年以来始终矢志不渝推动的“放、管、服”改革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释放了企业与个人的活力与创造性，一方面在中国经济下行之行稳住了对于全社会重关重要的就业，另一方面创造出人人都有可能和条件为自己的梦想与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的伟大时代。我以为，这就是最大的包容性增长。

（摘编自冯俏彬《即将到来的大变革》）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