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该管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一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时为丞相）势倾人主，老臣皆被黜。尝遇朝会，乃使人献鹿于帝，高指曰：“此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矣，此鹿也。”群臣皆微笑而不敢扬声。

材料二  （1832年议会改革），取消了56个衰败选邑，议席得到重新分配。这场改革为城市工商业阶层与农村富裕农民规定了10英镑财产资格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不过新增加的选民绝大多数为中等阶级，……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基础，……

——选自齐世荣、钱乘且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

材料三   第六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

材料一 秦始皇在最后消灭六国，建立统一国家的当年，就在国家治理方面，废除了自西周以来实行了八百年的分封诸侯的制度，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组成。

——摘编自袁行需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种权力关系。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既涉及到权力的支配与分配问题，也与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密切。如果仅从制度层面去观照里权与相权的关系，两者基本上是互为合作的关系。不管是所谓秦汉时期的“独相”，唐宋时期的“群相”，还是明清时期的“兼相”，它们都是因为要配合皇权才得以设立的。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相权的权力规模和施政风格各有不同，但都能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起到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作用。

——整编自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