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八个字

    我气恼，我愤恨——怎么一生下来就是裂唇！我一跨进校门，同学们就开始讥笑我，我越来越敢（决定  肯定），除了家里人外，没有人会疼爱我，甚至没人会喜欢我。

    二年级的时候，我进了老师伦德纳夫人的班级。伦德纳夫人很胖、很美。她有着金光闪闪的头发和一双黑黑的、笑眯眯的眼睛。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敬慕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敬爱她。因为这里有一个很不一般的原因。

    我们低年级同学都有“耳语测验”。孩子们（排队  依次）走到教室的门边，用右手捂着耳朵，然后老师在讲台上轻轻说一句话，再由孩子把话（背诵  复述）出来。可是我的左耳先天失聪，（根本  几乎）听不出来，同学们知道后会更加嘲笑我的。

    终于轮到我了，我把左耳对着伦德纳夫人，同时用右手紧紧捂耳，然后轻轻把右手抬起一点，这样就足以听清老师的话。

    我等待着……然后，伦德夫人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仿佛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直射我的心田，这八个字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这八个字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这位很胖、很美的老师轻轻地说着：“我希望你是我女儿！”

穷人的自尊

    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这天，一个女学生来敲门，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从眉目上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得屋来，父女俩拘谨的坐下。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八十多里以外的家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巍巍地往外掏。在兜里装了很多糠，裹了十几个鸡蛋。显然，他做得很精心，生怕鸡蛋被挤破。

    我提议中午大家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被我用老师的尊严才“震慑”住，吃饺子时，父女俩依然拘束，但很高兴。

    送走女学生和她的父亲，丈夫一脸诧异。他惊奇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的我，为何因十几个鸡蛋而折腰？还破例要留父女俩吃饺子？

    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进述了20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在我10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一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去10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挎的布兜里装着刚从自家梨树上摘下来的7个大绵梨。这棵梨树长了3年，今年第一次结了7个果。小妹每天浇水，盼着梨长大。但今天晚上，梨被父亲全摘下来了。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拿它去办事呢！”

    邮局早已下班。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威，父亲让我喊他姨爹。进屋时，他们一家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爹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一直等姨爹吃完饭，剔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能否打得通。”5分钟之后，姨爹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九毛五分。”父亲赶紧从裤兜里掏钱。

    父亲又让我赶快拿绵梨。不料，姨爹一只手一摆，大声说：“不，不要！家里多的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我们贫穷，血缘和亲情也淡了。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好像就没有一点点自尊。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姨爹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它像一根软鞭打着我的心灵，我不会做姨爹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抹上灰色印痕。我相信，我今天的饺子将给女孩子留下抹不去的记忆，因为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假装温和地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伸手往皮包里掏，掏出一把雪白的糖块，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伸出两只像鹰爪子一样的大手，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又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雨来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选自《小英雄雨来》，有删改）

中国的牛

    对于中国的牛，我总怀着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在田垄上“相遇”的那一次。

    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它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料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稻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水了。正当我们犹豫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队耕牛全都跟着它走离窄路，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们都呆住了，回过头来，望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

    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民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晨光或烈日下，它们拖着沉重的犁，低着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播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的时候，它们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程的路。

    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它们不像印度的牛，负着神圣之名，摇着尾巴在大街上闲荡。它们也不像荷兰乳牛、日本肉牛，终日无事可做，悠闲只等一死。它们更不像西班牙的斗牛，全身精力，都尽付暴力斗争中。

    默默地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毛委员送银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的中心。1929年2月17日，红四军从井冈山浩浩荡荡地挺进到东固山。“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欢声雷动。东固山的群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村村寨寨杀猪宰牛，盛情犒劳红军战士。

    第二天中午，阳光灿烂。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走进一家屋内。这农舍十分简陋，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一间四面通风的柴棚。这里住着一位年纪约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身边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

    毛泽东走进农舍，环视了一下，关切地问：“你是东固革命军第七纵队党代表和参谋长赖经邦烈士的妻子吧？”妇女望着眼前陌生的客人，点了点头，用手理了理额前凌乱的头发，平静地说：“是呀，我叫傅伏娇，你们是……”警卫员连忙笑着说：“大嫂，我们是昨天从井冈山来的，今天，毛委员特意来看你。”妇女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听说是毛委员，喜出望外。毛泽东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告诉毛伯伯，叫什么名字呀？”两个孩子抢着回答：“我叫赖厚升。”“我叫赖鹏。”毛泽东会心地笑了笑说：“你们的爸爸是党的好同志哟！”傅伏娇连忙端了一条长条旧木凳请毛泽东坐，她要向毛泽东诉说积压在心头的悲愤。她用有点沙哑而又有些颤抖的声音激愤地说：“敌人杀了我的丈夫，还把我的房子也烧光了。多亏组织上照顾，我如今虽然拖着两个孩子，生活上的困难，总算还能克服。”毛泽东听了烈士妻子的诉说，沉默了片刻后，吩咐警卫员拿来了30块银圆，亲手交给傅伏娇，并再三嘱咐：“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组织上反映，不要苦了你和孩子哟！要好好把这两个孩子带大，这是烈士的希望哟！”

    毛泽东离开了农舍，傅伏娇和孩子久久地站在家门口，望着毛泽东渐渐远去的背影。

归国博士

    在苏州，流传着一位归国博士的动人事迹。他叫杜子威，今年48岁，是苏州医院副院长。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获得博士学位。1972 年，他离开日本，和爱人回到了祖国。

    侨居在日本的父亲为杜子威在苏州附属医院建造了一-所研究室，花了整整100万人民币。杜子威不要一点报酬，把研究室献给了国家。有人以为杜子威一定很有钱，问他：“你带的什么手表？”他爽朗的笑道：“国产的，苏州牌，便宜，才45元，走得相当准。”杜子威把价值100万元的研究室献给了国家，自己却省吃俭用。戴的是45元的国产表。人们被这种崇高的精神所感动，敬佩的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1979年，杜子威率领医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他离开日本7年了，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准备好饭菜等着他。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他的影子。原来，访问时间只有半个月，杜子威舍不得这点宝贵的时间，全部安排了工作，只是在归国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上街参观去了，他才回家吃了一顿饭。

    1982年，杜子威再次到日本。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从宾馆搬到父母家住，临走前，父亲给他一台彩色电视机，杜子威却说：“电视机我有了，我缺的是专业资料，今后常给我寄点。”

    这位博士归国11年了，他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累累硕果，来报答自己的祖国。他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研究脑神经病，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