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14年7月1日，首趟动车经过清江特大桥，结束了恩施无动车的历史。

材料二：2014年12月26日下午4时，历经40个月建设的恩来、恩黔高速，提前8个月正式通车试运营。这标志着我州新添了两条“通湘达渝、兴州富民”的高速大通道，宣恩、咸丰和来凤3个县从此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材料三：恩施市“村村通客车”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截止2015年3月，17个乡（镇、办事处）新开通乡村客运班线19条，恢复稳定往年停运线路8条，148个行政村通客车，通车率从试点前的66%提高至86%.

        豆畲深藏于广袤的乌山中，微小如豆粒，大号英雄村。

        赴豆畲是在仲夏，过官陂圩，走上弯曲的盘山水泥路，此路有千盘之险、地无百步之平。沿途只见群峰高耸、丛谷幽深，漫山遍野繁茂的草木间，流泉、石荀隐约。越往上行，坡度越陡，弯道越多。坐在车里，尽管头晕心悸，却是有惊无险，联想到先辈扪攀岩涉水的艰难，这已算相当不错了。

及至豆畲村，只见上下左右除了山还是山，在崇山峻岭、茂竹修林之中一块不大的平地上，矗着一座新月形土楼，有住房十余间，移步至不远处，沿细绳模样石砌小径而上，山洼绿荫掩映处坐落着一座小祠堂，祠堂主体建筑为门楼、天井和一厅两厢房，两侧各有三间平房。村子周围零零星星散布着小块耕地。

        眼下的豆畲，静谧异常，宛然化外之境，然而当年却堪称藏龙卧虎、风雷鼓荡之地。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乌山地区建立红色政权。豆畲凭其退可隐蔽、进可四面出击的地理条件，以及可靠的群众基础，1934年至1946年，曾先后作为饶和埔诏县委、闽粤边特委、云和诏县委机关驻地。村里的老人对卢叨、陈文平、梁培德等云和诏县委历任书记仍记忆犹新，带我们参观这些领导人住过的祠堂和山寮，并讲述了陈文平在村民帮助下，怎样突出敌人的围捕；以及群众照顾、抢救身患重病的梁培德，最终无法挽回的情景。言谈之间，对这些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英烈满怀敬缅之情。

        解放前，豆畲村才7户50余口，田少土薄，收入难以望岁，由于村小族弱人穷，备受地方恶势力欺压，因此坚定地选择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从豆畲走出去的革命前辈张振福在其《巍巍乌山战士情》一书中提到：到1941年，全村参军入伍的青壮年达17人。留下来的妇女老幼则在村里搞生产，做交通，尽心竭力接待、掩护住村的革命者。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单吃饭就是大问题。同志们来了，村民想方设法供应伙食，敌人围剿时，则冒险把饭送到山上石洞或指定地点。

        反动当局视豆畲为眼中钉、肉中刺，迫害无所不用其极。1938年9月，张振福的父亲被敌人强行抓走，先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再不说，就吊起来用枪杆捅，回家后医治无效逝世。随后，母亲、小弟两次被抓，嫂子也被抓过，皆遭酷刑摧残。而为了让家人不致饿死，母亲只好忍心将女儿卖掉，换来三担谷子。

        豆畲村当年经历的这一切，可以说是闽粤边区革命史的缩影。村里的那座祠堂，留下了众多仁人志士在那峥嵘岁月的光辉足迹。昔日烽烟弥漫之地，如今是那么明丽祥和，先烈们泉下有知，当感到欣慰吧！

由莫言的获奖所想到的

       ①近期，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说：“……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

       ②莫言的此次获奖，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译作家们真是功不可没。由陈安娜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三本小说在瑞典出版，最近一本《生死疲劳》将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翻译至国外的数量较多的人。目前，他的大部分长篇作品都被翻译成外文，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译本，《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有各种译本。

       ③莫言的获奖感言，触及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软肋：中国文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众所周知，文化事业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大力加强翻译工作。

       ④翻译工作是在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文学创作、艺术创造领域的跨文化跨语言原创，并为促进上述领域的进步、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提供了具有完全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劳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和瑞典的汉学家、出版家伦纳特·伦德贝里的努力，没有翻译家架起一座中国文学通往世界文学的桥梁，那么，莫言的获奖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翻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相当深远。

       ⑤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前中国翻译行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合格的翻译人才极度短缺。国内外译中有大量翻译人才，但中译外的人才严重匮乏，青黄不接现象严重存在。健在的老一辈翻译家，许多人已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同时，翻译工作的商业化和金钱化，也对文学作品中译外造成巨大冲击，许多人才无法静下心来从事文学作品的中译外工作。翻译人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比重的低下，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据最近发布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指出，截止到2011年年底，在2011年世界文化市场的格局中，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比重依次为43%、34%、10% 、5%和4%。

       ⑥中国文学需进一步走向世界，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重视培养翻译家队伍，特别是抓紧大力培养中译外的人才，吸引他们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最近对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出版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从国家语言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高度关注和推进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事业；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译外事业的国际化；三是要重视和加强中译外人才队伍建设，有效解决中国对外翻译事业所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四是要释放翻译服务业的产业潜能，逐步扩大中国文化外译产业的市场效应和产业规模。相信这些建议一旦成为实施的举措，那么中国文学进一步变成世界文学将会大大提速。

       ⑦ 一个莫言，现在代表中国，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还有不少类似莫言这样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因没有被翻译成外文，“藏在深闺人未识”。让更多莫言式的作家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翻译家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来。

(选自《东方时评》2012年12月13日，有修改)

读书莫忘做笔记

汤欢

    ①做笔记是读书的重要方法，是读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读书时，左边是书，右边是笔记本，遇到好词佳句则随手摘抄，心有所感便顺势写下，既能加深印象，积累知识，亦方便日后检索，为作文治学打下基础。

    ②前人读书治学，多有做笔记的习惯，学问也常常从笔记本中得来。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勤于做读书笔记，从1914年至1980年逝世，做笔记的习惯从未间断，60余年积累笔记近百册，共四五百万言。他所从事的古史研究需大量考据，做笔记是他治学研究、著书立说的基础，“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此外，在他看来，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而言，笔记可长可短，有简洁之美，做笔记“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笔记实乃学术界的小品文。

    ③钱钟书读书也爱做笔记，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坚持，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3.5万多页。据杨绛所言，他的笔记本“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其笔记不仅数量惊人，内容也广袤博杂，从精深博雅的经史子集，到通俗的小说院本、村谣俚语和笔记野史，古今中外，无所不容。把这些笔记前后参照、相互引证、融会贯通后，才有了如《管锥编》里那样汪洋恣肆、行走于东西之间游刃有余的文章。

    ④蔡元培晚年总结自己读书多年却“没什么成就”，原因之一是“不能勤笔”。“不能勤笔”即不能勤于做笔记。他说自己读书虽然只注意于他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这样的后果是不易检索，需要用的时候“几乎不容易寻到”。

    ⑤可见，对于治学之人，做笔记是读书应有的步骤；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做笔记亦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不管读书是为长见识，为陶冶性灵，还是只为娱乐消遣，遇到有趣、有启发、有感于心的文字则随手记之，这文字便会在我们内心加深一层印象；日久天长，这笔记本便成了我们平日读书精华之积累，是我们知识丰富、心灵成长的记录，是一种珍贵的纪念。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温当年的笔记，看到自己熟悉的字迹时，或许还会回想起某时某地写下这笔记时的情形，内心一定无比自得与安宁。

    ⑥做笔记固然重要，但经常温故笔记更重要。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只记笔记却不温习，一样容易遗忘，时常巩固方能加深记忆，需要用时才能信手拈来；此外，温故而知新，在翻阅读书笔记时，往往能够前后贯通，发现新的问题。

    ⑦做笔记需要时间，如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但当你将做笔记看成是读书的一部分，认识到做笔记的益处，便不会认为这时间白白浪费了。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唯独读书不能快，做笔记不能急躁。

    ⑧时代在进步，电子笔记的出现让笔记的记录、保存和使用更为便捷：键盘输入、复制粘贴可以代替手写，电脑和手机客户端皆能同步保存；此外，这种云笔记还带有关键词检索功能，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⑨读书思考，随手记之，同时不忘时常温故，无论对于治学之人还是普通读者，这习惯都值得我们承袭并坚持。无论这笔记是手抄笔记还是电子笔记，它都会成为我们好读书之人一笔宝贵的财富。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