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运，字承业，南阳清阳人。运少好学，涉猎经史。年十五而江陵灭，随例迁长安。其亲属等多被籍没，运积年为人佣保、皆赎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谨，由是以孝闻。梁故都官郎垠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为《孝义传》。性方直，未尝求媚于人。为露门学士。前后犯颜屡谏武帝，多被纳用。建德二年，除万年县丞。抑挫豪右 ， 号称强直。武帝嘉之，特许通籍 ， 事有不便于时者，令巨细奏闻。武帝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言太子如何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帝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睿智唯运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讫，诏天下公除①。运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先王制礼，安可诬之。”书奏，帝不纳。自是德政不修，而昏暴滋甚。运乃舆榇②诣朝堂，陈帝八失。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严谏，因而获免。翌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乃赐御食以赏之。朝之公卿，初见帝甚怒，莫不为运寒心。后见获赏，又皆相贺，以为幸免兽口。内史郑译常以私事请托，运不之许，因此衔之。及隋文帝为丞相，译为长史，遂左迁运为广州滍阳令。开皇五年 ， 转毛州高唐令。频历二县，并有声绩。运常愿处一谏官，从容讽议，而性讦直，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发愤录夏、殷以来谏争事，集而部之，名日《谏苑》。奏上之，隋文帝览而嘉焉。

（选自《北史·乐运传》，有删改）

【注】①公除：指帝王身负国事之熏，因公权宜礼制，除下丧服。②舆榇（chèn）：载棺以随。

    王锷，字昆吾，太原人。始隶湖南团练府为裨将 ， 嗣曹王皋为团练使，俾锷诱降武冈叛将王国良，以功擢邵州刺史。皋之节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皋与锷兵三千，使屯寻阳，而皋全军临九江，袭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锷为江州刺史。锷小心善刺军中情伪事无巨细皋悉知之因推以腹心虽家人燕居或预焉。皋攻安州，使伊慎围之，贼惧，而遣锷入城约降，使杀不从者以出。翌日城开，慎以贼降乃己功，不下锷，锷称疾避之。从皋朝京师，皋奏锷文用虽不足，而他可试。德宗擢为鸿胪少卿。先是，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至是，锷悉籍名王以下四千人，蓄马二千，奏皆停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帝嘉其功，迁岭南节度使。诸番舶至，尽有其税，于是财蓄不资。日十余艘载犀象珠贝，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京师权家无不富锷之财。进兼太子太傅，徙河东。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锷补完啬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锷自见居财多，且惧谤，纳钱二千万。李绛奏曰：“锷虽有劳，然佥望不属，恐天下议以为宰相可市而取。”不听。卒。子稷，历鸿胪少卿。锷在番，稷常留京师，视势力高下以纳资焉。长庆二年，用稷为德州刺史，悉金宝、媵侍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因军乱杀稷，纳其女为媵。

（《新唐书·列传九十五》）

雷州盗记

    ①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

    ②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旦日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噫！是盗（！）”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谒，监司饮之酒，出其子质，不辨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捽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 ， 胥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云。

（选自《虞初新志》明末清初  张潮）

    哲宗立，（苏轼）复朝奉郎、七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复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节选自《宋史•苏轼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