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

巩高峰

秘密是我发现的。那天我提前回了家。母亲抱着电话神采奕奕，坐在沙发里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都显示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而且这个电话肯定聊了很久了。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在第一时间，我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叫到了一起，分析情况。父亲去世十年了，我们是看着母亲怎样在忧戚里度过这十年的。我们一直自豪地以为，这是父母情深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劝过我们姐弟四个，给母亲找个老伴吧。我们姐弟四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母亲想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找老伴这事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是对父亲的侮辱。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理由，尤其是女儿的出生让我很快就坚定起来，因为两个姐姐和哥哥生孩子从来没动过找保姆的念头，母亲把几个孩子带得一个比一个健康、漂亮。

就是怕母亲孤独寂寞，我们给了母亲一大堆建议，社区老人馆、秧歌队、夕阳红舞蹈班、老年大学，等等等等。母亲似乎是怕我们失望，就不太热心地选了个老年大学。我们四个还排除万难，相继把家都安到了一个社区，每到周末，就是全家大团圆。我们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可母亲还是出了情况，就在她上老年大学一个月后。

在新的周末大团圆时，我们姐弟四人的沉默还是让母亲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母亲脸上的黯然晦涩得很严重。母亲也没什么胃口，一直是心不在焉地看我们吃。在六点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动了动，神情不自然地朝时钟看了看。这会，电话响了。没谁去接，全家似乎都默契地预示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母亲犹豫了一会，终于也没接。

从这天起，我们姐弟四个轮流开始了跟母亲的谈心。我们只是抒发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母亲的无限依恋。车轮战很快就有了效果，母亲跟我们说了她的那位老年大学同学。她们俩各方面都已经商议好了，谁去谁家过日子，不办证书免得出现遗产纠纷，甚至连怕给我们添麻烦而不举办喜事的细节他们都取得了一致，只等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表态。不用我们表态，我们其实已经表态了。之后母亲向我们保证，以后再不接那人的电话，这事到此为止。

侦察了一段时间，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只是每天的六点，电话仍是准时地响两声，然后就停了。周末周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六点钟电话一响，母亲就回自己屋里了。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背着母亲我们找那位老人谈过，这是老人唯一的要求，似乎也是他放弃的交换。每天六点，电话准时响两声，再挂了，就是他打来的，两声代表着他的平安。

母亲的精神状态很快就影响了健康，身体虚弱下来，精神更是委顿。她一直就像一张弓，把孙子孙女一个一个都射出去了，自己才松弛下来。在病中，母亲念叨父亲的时候特别多，母亲走得很平静。

已经很久了，每天六点，电话依旧准时响起。有一天，六点的钟声和电话依旧一同响起，但两声过后，电话声顽强地持续着。很大一会，我才迟疑着拿起话筒。是老人的女儿，她泣不成声。老人脑溢血，在昏迷中一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希望我母亲能去看她父亲一眼，只一眼。我按捺了半天，才用平静的语调告诉她，我母亲已经去世半年了。

从此，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就没有了，世界也仿佛就此寂静无声。只是每到周末，我总爱默默无声地坐在电话旁的沙发里，什么也不干。在六点的钟声响起时，我总是稍带惊忪地轻颤一下身子，习惯地看一眼电话。

你与谁聊天

白旭初

    老头子走了。女儿也走了。

    天国没有回程的路，老头子永远回不来了。女儿在南方的台资企业打工，一年才能回来一次。

    女儿回南方前对老妈说，老爸的手机您用着吧，有事打我的电话，我也会常打电话给您。

    老妈本地再无亲人，加上腿脚不太灵便，每天除了到附近菜市场买菜，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外，就是靠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手机发呆。她期待和南方的女儿说说话，但手机沉默着一声不响。

    这天，老妈毅然拿起手机，拨了女儿的号码，但传来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拨的号码已关机。

    老妈又连续拨了几次，还是关机。她生气地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傍晚时分，老妈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接着传来女儿焦急的声音：老妈，您打我5个电话，家里有急事？您还好吗？

    家里没事，我也没事，就是想和你说说话儿。老妈说，你怎么把手机关了呢？……我在流水线上干活，一刻也不能停手。女儿说，而且，上班时间接打电话要罚钱的。

    老妈说，你这么晚了才下班？

    嗯，天天加班。女儿打了个哈欠，说，下了班就想睡。

    老妈泪眼朦胧，说，下班了抓紧时间休息，不给我打电话不要紧，打长途挺费钱的！

    女儿想，老妈真可怜，今后再忙再累也不能忘了给她打打电话。

    一天，女儿轮休，她上街买日用品时给老妈打了个电话，语音提示却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想，好事呀，老妈终于和别人有往来有联系了。

    女儿买完东西后，又给老妈打电话，语音提示还是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想，这电话打得够久的了，老妈和谁通话呢？ 

    女儿不记得重拨了几次，老妈的手机终于接通了。女儿问，老妈，和谁打电话呀？打了这么长时间！

    老妈说，一个熟人。

    女儿说，聊些什么呢？

    老妈顿了一下，说，没聊什么，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

    女儿和老妈聊了20多分钟。挂了电话后，还沉思了一会儿。

    又一天，女儿上班时，流水线突然出故障停机了。趁流水线抢修间隙，工人们都走到车间外透气。女儿忙开了手机给老妈打电话，奇怪的是，语音提示又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隔一会儿重拨一次，直到流水线修好了，老妈的手机也没能接通。

    晚上，女儿又给老妈打电话。电话通了，母亲却说，有事吗？没事别打电话，费钱呢！

    女儿说，老妈您开电话会议呀，和谁聊天呢？

    老妈说，也是熟人。

    女儿说，聊些什么呢？

    老妈说，没聊什么，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

    女儿想，老妈是不是有了相好的？女儿说，和你聊天是个老头儿吧？

    老妈不语，只嘿嘿一笑。

    女儿暗思忖：老妈还不到花甲年纪，有个老来伴也是一桩美事啊！

    女儿请了几天假，决定回家一探究竟。女儿刚进家门，老妈的手机就响起来。

    老妈把手机举到耳边，问，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老妈说，哦，你要我猜你是谁？哦，我猜不出。

    老妈说，你要我仔细听你的声音，我也听不出你是谁。

    老妈说，哦，你是湖北的，我猜出来了。你姓董吧？

    老妈说，怎么样？我猜对了吧！我还知道你是我老头子的亲侄子呢

    老妈说，哎呀！伯伯得癌症住了医院？借两万块钱，没问题。

    老妈说，别急！叔叔到上海出差，等几天才能回来，到时会把钱送到医院去。

    老妈说，啊，不要叔叔送？好，他回来后，就把钱给打过去……

    女儿再也听不下去，大声说，老妈，这是——

    女儿还没把“骗子”二字喊出口，老妈就急忙把通话结束键按了。

    老妈说，我早知道他们是骗子。当年你老爸就上过当。

    女儿说，知道是骗子干吗还聊得起劲？

    老妈说，一个个骗子打电话给我，我就当是聊天呗！

    老妈又说，只要不把话说死，不揭穿他们的鬼把戏，他们就会天天打电话来。

    女儿眼里顿时汪满了泪水。

韩山拾得

黄孝阳

    韩山拾得，我的高中同学。

    他爹叫韩山，一个老鳏夫，瘸了半条腿，还能跑得飞快，挤进汽车站前看热闹的人堆里，抓起竹篮没肯再撒手——竹篮里躺着一个不足百日的弃婴。

    韩山拾得讨厌他爹。他爹在取名时也忒不负责任。班上几个横蛮惯了的男生，不高兴了，把他打一顿；高兴了，也把他打一顿——说这叫打日本鬼子。瘦小的他偷了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警察瞪起眼珠子，“叫你爹来！”

    韩山拾得绝食三天。在县搬运站当厨师的韩山拗不过儿子，买了包阿诗玛烟，到派出所见人就低头哈腰。

    韩山拾得回到学校。老师上课点名，喊了几声“韩山拾得”，他不起身。老师大怒，喝令他出去。隔不多时，他回来了，身子发抖，脸白得吓人。

    众目睽睽下，他攥着根粉笔，抖抖嗦嗦，在黑板上写下“韩小山”三个字。接着，他把揣在裤兜里的左手慢慢拿出来，把左手紧握着的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脑袋上。血咕噜一下冒出来了。他晕了。

    他忘掉说一句话：“以后谁再叫我韩山拾得，我就这样砸死他。”不过就算他说了也没用。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是坏掉了，连最胆小的女生也敢在他经过时往地上吐唾沫。

    终于，他用锄头敲破同学的脑袋，他退学了。等到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已经成了县城赫赫有名的小山哥。这倒不是因为他心狠手辣，马仔众多。

    城北的金刚在影剧院看戏，把脚跷到前排，把甘蔗渣吐到韩小山衣领里。韩小山回头扔过句脏话。金刚把甘蔗在韩小山脑袋敲成两段。两伙人打起来。韩小山这边寡不敌众，被金刚一伙拖到影剧院门口吊成沙包轮流踢打。

    韩山路过瞅见。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厨师急眼了，挥舞着刚在游麻子那儿磨快的菜刀，要与人拼命。金刚脱掉外衣，往手臂上一缠，大吼一声迎上去。韩山的菜刀被打掉。父子俩被面对面吊起。

    但金刚只得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搬运站七十二条大汉拿着铁链、撬棍出动了。让县公安局头疼不已的金刚团伙从此匿迹。韩小山一战成名。

    从韩山拾得到山哥，是三年。

    从山哥到韩山拾得，是二十年。

    我是在街头偶遇韩山拾得的。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父亲，站在洒满金秋阳光的梧桐树下。我喊出他的名字，一眼认出那个断了左手巴掌的老人。1990年搬运站解散，韩小山的日子一落千丈。在一次赌牌时，他押上了左手。底牌揭开，韩小山操起刀，对自己下不了手。对方问他是否要帮忙。这时韩山又出现了，一刀下去，血泪横飞。

    “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长大成人了。”

    他没有细说他这二十年。我早有耳闻。他先是靠贩卖辣椒、香菇等农产品攒了一笔钱，再承包县罐头厂做起出口外贸，生意做得很大，日本是主要销售市场。这可能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缘由，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寒山与拾得两位唐代高僧广为人知。

    “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我想起寒山这句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叫回韩山拾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顺手接过老人从兜里摸出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再弯腰塞入父亲嘴里。老人的面容平静而又惬意。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如同鸟羽，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肩膀上。

    梧桐树下是一家老人用品专卖店。一位眉目温婉的女子走出来，向我点头致意。我认得她。黄梅英，韩山拾得的妻子，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

    她接过轮椅，挥手与我告别。我进店打算给父母买一些冬天里的衣裤，看店的小妹喜气洋洋，打电话的声音跟唱山歌一样：“姨，黄姐今年又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大批货，你赶紧发货。羽绒棉被，还是波司登的，38床；鸭鸭的雪地棉鞋，男款76双，女款……”

    我纳闷了：“这些都是黄梅英订的？”

    “是呀，你认得她？黄姐的老公，哎，就是韩老板，去年在他开发的池头新寓旁边搞了家疗养院，跟星级宾馆一样。县搬运站的职工，哪怕只在那儿待过一个月，男的满五十五周岁，女的满五十周岁，又或者身有残疾的，都可以去，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免费呀。这些人上辈子真是积德修福了！”

夏日里的最后一趟班车

符浩勇

    夏日的黄昏，西斜的日头仍不肯减弱炽烈灼人的威力，贪婪地俯视着金黄的田野。李茂的粗布汗衫已被汗水湿透，贴在他单薄的身上，裤袋里那只借来的小灵通又响起短信息铃声。他真想停下手中的镰刀，直起身子歇息一会儿，看看小灵通里传来什么信息。

    其实，他知道，小灵通里一定是城里的朋友发来的有关民办教师转正的信息。他读完高中，就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八年后转为民办教师，山里人简称民师。二十多年过去，期间每隔三年，县里都组织人员来山里小学听课，考察民师的教学质量，优中选优，推荐转正。尽管每次他都被推荐填写申请表，可最后批下来的却总是别人。听说，今年是最后一次民师转正了，赶不上这趟班车，就别想再找到座位了。但是，他身后“嚓嚓”的割稻声追了上来，妻子在后面说：“天不早了，赶紧些，割完这一畦，明天就结束得早些，你还可以赶回学校去。”

    他顾不得腰酸腿痛，掏出小灵通匆匆看过信息，知道明天县教育局就敲定民办教师转正名单，朋友说他凭硬件是最有希望的。他心中不由掠过一阵喜悦，手里的镰刀也快多了。

    这时，隔河那边的田野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收工吧，别累坏了身子，明天再割。我再请几个小工，一天割完。”喊话的是王详堂。他在小学当教师没几年，就称病转行，后又开商店。如今手头松了，每逢收割季节，总是请人来帮忙。

    他生怕妻子听见后生出埋怨，妻子却已经甩过话来：“你看人家王详堂，早下海经商，农家活都不用自己忙。这次，如不能转正，你就乖乖回来帮我干活！”

    为缓和气氛，他赔着笑脸说：“你说离开学校，离开孩子，我还能干什么？人各有志嘛！都说我这回一定会民师转正。”

    “你离不开学校？学校都放农忙假了，可你班上李记那帮学生，也不见谁来帮你一把。”妻子唠叨着挖苦他。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好像受了侮辱，陡生怒气，可看到妻子黑瘦的脸，看到前面待割的那片田，心一软，愤怒又咽下去了。

    回到家里，天已黑透，他掏出小灵通再看信息内容。其实在田头时他不止一次看过城里朋友发来的信息：最后一趟民师转正明天就可确定，但竞争非常激烈，如可能，今晚进城来疏通关系，以防万一。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吃过饭，他给城里的朋友回了信息：听天由命吧，吉人自有天相。

    妻子对他说：“听说，你班上李记他们家里已收割完了，你是他们的老师，你去请他们，要是他们肯来帮忙，明天一个上午就可割完 。”他听后犹豫了：李记他们是毕业班学生，平日功课紧，放假又帮家里忙，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怎可又烦扰他们？但一想到妻子明天又要在烈日下蒸烤一天，而时令也不等人，他便硬着头皮走出家门。

    刚走近李记家，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王详堂的嗓门：“明天，你让孩子们来帮我，有酒有肉，一天每人20元。”下面的话他没听完就拔腿回家了。

    次日，天刚蒙蒙亮。李茂和妻子拖着疲惫来到田头，却见薄雾中十多个人头在稻穗中起伏，他走上去：“李记，你们怎么来了？王老师不是请你们了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我们不稀罕他的钱，我们在放假前早约好了，等家里收割完就一起过来帮忙……”

    妻子显然被孩子们的言语感动，她对李茂说：“你招呼孩子们收割，我回家张罗饭菜，你们师生今天叙叙情。”孩子们却婉言拒绝了。李茂很生气，说：“你们瞧不起老师了，老师再穷，也请得起一顿饭。”没想到，李记颤抖着声音说：“我们不嫌老师穷。要是你像王详堂一样去经商，也早富了，但谁来教我们啊?……”他听罢竟一时语塞，心想，这回如果民师转正了，他会潜心一辈子陪伴山里的孩子。

    正午时分，稻子终于割完了，李茂的心里充满收获的喜悦，他同孩子们约好明天就回学校去。孩子们走远，他又接到城里朋友的电话：最后一次转正名单已确定，可惜他落选了。本来会议上对他是有争论的，都说像他这样的条件，早些年就应该转正了，可现在，他的年龄早过了规定年限……

    他听着愣住了，这让他怎么对妻子和孩子们说呢？朋友在电话那头还在说：“最大的遗憾是，这一次没能转正的民师将被清退，离开教师队伍……”他听不清后面的话，脑海里却浮现出一个恍惚的画面：一辆破旧的班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手里却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过期车票……

修路

    寒露后城东村地里的小麦都播种完了，太阳也懒散地不愿露面了，人们大都跟太阳较真儿似的窝在被窝里。村东头的大槐树无精打采地抖动着肩膀，把树叶撒了个不规矩的圆形，撒了在此碰面的刘元和根生满身的枯叶。

    “咋样？”刘元拍打着身上的树叶对根生说。

    “唉！”根生扒拉着满头的落叶垂头丧气地叹了声。继而又忿忿地说：“挨门逐户地敲打了一个遍，甭说开门，连个应声的也没有。”“你那边怎么样了，联系好了吗？”根生弯着手掏完落在脖子里的碎叶扭头问道。

    “都安排好了，但是人家只做清包，托关系说了说，每平方给咱们优惠了二十五元。”刘元说完向上努了努嘴，“嘿嘿”两声，皱似树皮的黝黑脸活动了一下。

    “啥？每平方便宜二十五元，好家伙！”根生望着刘元，惊讶地说道。看着刘元的脸，根生确定是真的。“哈哈！能省好几万呢？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好事呀！等双喜回来看他那边说的咋样了？”根生用力挠着头皮，露着满田焦黄的牙齿望着路的尽头笑着说道。

    说话的功夫，路的尽头双喜哼着欢快的流行歌曲，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大槐树下的他俩儿飘过来。

    “这家料场老板真好说话，自费修路每平方收咱们半价！”不等他俩儿问，双喜就洋洋得意地嚷嚷道。“哗啦”又掉下许多落叶。“你们这边进行得顺利吧？”双喜边抖落叶边问。

    “就是咱这条街的那几户‘鬼难拿’不好办，光敲门就敲了一早上了。”根生好像做了理亏的事一样闷声地说道。

    “哦！知道也是这样。你们说说，咱们这条街就是因为脱离了主街，才受到了歧视，但是咱们得自己长志气，把这条路修起来。”双喜说完，掏出根烟点上，猛吸两口，升腾的烟雾瞬间把他三人围了起来。双喜狠狠地把烟掐灭，蹲到地上言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呀！这样，咱们商量商量，各个击破。只有郭男最不好办。你们说说怎么办？”双喜说完站起来看向他俩。

    “双喜，你说的是呀！只有他不好办。前天在地里碰见时和他说了，咱们是按户均摊钱。可他说只拿一半。”刘元紧接着也立起身说道。

    “啥？只拿一半，真是没叫错名字，郭男不是郭男，是难拿，是‘神鬼难拿’！咱是按户摊钱，虽说他空着一处宅基地，但那土地证上是他的名字，加上他现在的家，就应该拿两份钱。”根生说完，霍地站了起来，把刚站起来的刘元撞了个趔趄。

    “干啥呢你？”刘元弯腰拍打着身上的泥土，瞪着愠怒的眼乜向根生吼道：“发脾气是办法吗？要是好办我们还用在这商量吗？应该想办法！”

    “是呀！干什么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们说，咱把这路修了，出行该有多方便呀！咱把这路修了，就可以彻底摆脱下雨时有水有泥难以下脚的‘水泥路’了！咱把这路修了，证明了咱人心是齐的，还有人敢欺负咱们吗？”双喜说完狭长的脸像一团揉皱了的纸紧锁起来。接着像是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事，他怎么就意识不到呢？”

    “要不咱们三个把他的钱分摊出来吧，怎么也得修路呀！”根生皱着苦瓜脸强笑道。

    “唉！分摊也行的。关键是我那天找郭男说了这个想法，本来还愿意出一半，可半天功夫人家就变了。很蛮横地说你们愿意修就修，但是不能从我家门前过，否则就闹事。你们听这话气人不气人？”刘元面无表情地说道。

    双喜发愁了，不是因为作为发起人发愁，是碰上了固执的人而发愁。

这时人们都起来了。刚过完农忙，家里的男人都还没外出务工呢，在被窝里嘀咕了一早，都意识到了修路的重要性，并三三两两的向大槐树下忽快忽慢聚拢过来了。也打断了沉思中的双喜，随即脸上像春风吹化了似的，浮起点儿笑意；转而又暗淡了下去，脸上没了光彩。

    因为没有看到“鬼难拿”——郭男。

    不行就把他从中间隔开吧，双喜心里想到。

    “双喜伯伯——”清脆的声音像百灵鸟传到双喜耳朵里，不由得打了个激灵。

    “呀！姑娘不是刚大学毕业在北京参加工作吗？啥时候回来的？”双喜见是郭男的女儿，惊讶地问道。

    “昨晚回来的，前几天电话里听说要自费修咱这条街，我爸的‘心路’堵着呢，所以请了一天假回来把我爸的‘心路’先修修。”

    双喜长出了一口气。

（选自《海燕》2018年第6期，有删改）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

舅妈说：“小姑子很任性，因为恋爱，断了和我们来往。三年前，我们来找她时，已经看不到她了，只剩小外甥女独自在家。我们找了三年，只好放弃了，就当是死了，所以才请您来她家里给画张像。”

我师傅杨宝丰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

师傅说：“我要她的照片。”

舅妈只找到一本相册，照片却一张不见。

舅妈问女孩：“小卿，照片呢？”

小卿指了指在墙角处放着的脸盆，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

舅妈无奈，只好回自家去找。

小卿却对我说：“我娘没死。”

“那你娘去哪儿了？”

“找我爹去了。”

“那你爹去哪儿了？”

“我娘说，我爹去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

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师傅眉头一紧，盯着照片，似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我开始做准备。师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我在素描纸上打着方格，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

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

舅妈坐在一边数落：“兵荒马乱，一个女子，不找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小家，天天在外面疯跑。”

师傅紧皱眉头。

她喋喋不休。

天擦黑的时候，师傅才把铅笔稿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仍然艰辛。

以往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师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鼻头的阴影慢慢地擦出来了，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的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过来一股春风。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

第四天，他才最后画眼睛。到傍晚，他再也画不动了。素描纸就放在桌面上，我用宣纸把素描纸蒙住。我看到，师傅的右手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小卿家。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

舅妈把小卿喊进来，吼道：“前两天你把你娘的照片烧了，这次你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

小卿憋着眼泪，不答话。

师傅安抚她：“不关你的事。别怕。”

接着，师傅淡定地说：“我重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下来，他都疲态尽显。返回的路上，听着他软弱无力的脚步声，我不忍心地说：“师傅，要不我们放弃吧。”

师傅说：“不能。”

师傅回答得那么坚决。肩上画夹中那张薄薄的素描纸，仿佛有雕塑般的形态，厚重了许多。

又过了五天。画像告成的那一刻，师傅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他闭上眼，没说一句话。爱说的舅妈，也变得沉默了。小卿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痛哭。她一直相信，母亲一定会在某个黎明时刻，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当她看到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也许她意识到了那个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我背着画夹和师傅回到店里。

不知睡了多久，暗夜中传来细碎的声音。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借着淡淡的月光，只见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人，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

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后的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我盘下了那个小店。一边画像，一边等师傅，就像小卿等她的母亲一样。又过了一年，遥远的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画店里进来一个姑娘，说想请我给她娘画张像。

我觉得眼熟：“好的，把照片给我。”

“有照片，但不在我手里。”

“没有照片我画不了。”

“我是小卿。”她说。

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知是因为见到小卿，还是想到了当年画像时的师傅。我小心地问：“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说：“一直在寻找。有一天，舅舅突然来到学校，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我们站在一张照片前，是一张合影。合影上是四个微笑着的人，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惊呆了，我越看，其中一个越像我娘，我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她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对我说，那是你爹。”

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他们四人快乐的笑容溢出了照片。我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她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开了一家画像馆。我这才知道，我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选自《十月》2021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