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诗人固穷”和“诗人高贵”这两种观念都在唐宋时期绵延甚久、影响甚广。[乙]到底谁是“诗人”呢？穷愁的寒士，还是高贵的艺术家？这个问题本无答案。对它的追问本身，就是一段精彩的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史。[丙]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固穷”的观念，体现了士大夫对政治的永恒依赖：“诗人高贵”的观念，体现了士大夫对政治的自觉疏离。纯粹艺术气质的“诗人”形象在南宋诗歌中的普遍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新动向一一他们不只追求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综合型士大夫气象，而是安然并合理地追求某一种身份，自觉地塑造某一类人格。这种新动向终究在明代蔚然成风 ， 从而造就了一个“文人”与“官僚”分庭抗礼的文化时代。

    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甲）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他们截然不同 ， 但也不乏相通之处。名士们纵然放浪形骸，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舆论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竟厌恶得把书都扔了。

    （乙）在英雄看来，成就大业，夺取天下不过囊中取物。因此他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而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他们并不能创造历史。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恃才傲物 ， 卓尔不群。

    （丙）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

    二十四节气令我们惊叹叫绝的，________。这真让我们这些后世的汉语运用者不仅感到骄傲，也感到断惭愧。“惊蛰”，两个汉字并列一起，即神奇地构成了生动的画面和无穷的故事。你可以暇想：在远方那一声初始的雷鸣中，万千沉睡的幽暗生灵被唤醒了，它们睁开惺忪的双眼，不约而同，向圣贤一样的太阳敞开了各自的门户。历代诗人也以天地节气丰富了汉语的表达空间，并以汉语印证了天地节气的真实不虚和不可思议。仿佛为了响应这一富于“革命”意味，天，豁然晴朗了。整面天空像一个深隐林中的蓝色湖泊。小麦已经返青，望着满眼绒绒的新绿，你会感到，绿色自身也有生命。在沟堑和道路两旁，青草破土而出，连片的草色十分醒目。柳树伸出了鸟舌状的叶芽，杨树拱出的花蕾则让你想到幼鹿初萌的角。在田里，我注意到有十几只集群无规则地疾飞鸣叫的小鸟；它们如精灵，敏感、多动，忽上忽下；它们的羽色近似泥土，落下来便会无影无踪；我曾试图用望远镜搜寻过几次，但始终未能看清它们。可爱的稚态、新生的活力、知前的欢乐、上升的气息以及地平线的栅栏，此时整个田野一片生机勃勃，洋溢着春的气息。

说起燕园的野花，声势最为浩大的，要数二月兰了。它们本是很单薄的，脆弱的茎，几片叶子，顶上开着小朵简单的花。可是开成一大片，就形成春光中重要的色调。阴历二月，它们已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地上，然后忽然一下子就成了一大片。一大片深紫浅紫的颜色，不知为什么总有点儿胧。房前屋后，路边沟沿，都让它们占据了，熏染了。

许多人不知道二月兰为何许花。二月兰虽也有个“兰”字，可与兰花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想攀高枝，只悄悄从泥土中钻出来，如火如荼点缀了春光，又悄悄落尽。

二月兰身躯瘦弱，地位卑下，却高扬着活力。而且它们不只开得隆重、茂盛、尽情尽性，还有持久的精神。这是我今春才悟到的。

因为病，因为懒，我常几日不出房门。整个春天，花开花谢，来去匆匆，有的便不得见。却总见二月兰不动声色地开在那里，似乎随时在等候，问一句：“你好些了吗？”

又是一次小病后，我在园中行走。忽觉绿色满眼，已为遮蔽炎热做准备。走到二月兰的领地时，不见花朵，只剩下绿色直连到松墙。

我知道，春归去了。

我赞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

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可恶！你们是靠他养活的，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他呢？你们的生命建设在他上面，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斫，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他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而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见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