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三句话

       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没出过远门，几十年只在小山村里跟着日升日落忙活。然而，母亲常常能说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来。在心中，我牢记着母亲的三句话。

       小时候，每年冬天都要下好大的雪，漫山遍野白雪皑皑。为了让家里养的两头猪能在年前卖个好价钱，母亲每天都要把它们喂得饱饱的。尽管下了雪，母亲也每天都要到白雪覆盖的地里去砍一担白菜回来。有一次我跟母亲到地里去，空旷的田地北风呼啸，刮得皮肤生疼。我们从雪层下扒出白菜，只一下两下，我的手就冷得刺骨，似万箭穿心。偷偷看母亲，却见她一点也没有冷的意思，“哗啦哗啦”地扒开结冰的雪层，拔出已被冻结的白菜，扔到雪地上去。我又扒了几下，实在忍受不了，便袖手站在一旁，问母亲不冷么。母亲答道，不冷。见我很惊讶的样子，母亲继续说，对自己说不冷不冷，也就不冷了。

        我一下怔在那里，忽然觉得懂得了母亲。我学母亲的样子弯身下去，扒开厚厚的雪，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我都咬着牙对自己说，不冷，不冷。

        从此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都会记起雪地里母亲的话，它伴我走过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冬季。

        读小学时的一个黄昏，我把牛从5里外的邻村牵回家。那时，我只会在前面远远地拉着牛绳走。然而这牛却跟我作对——我牵得紧，牛却偏要走得慢。我用力拉，它使上性子就是不肯迈步。这牛脾气！我只好一边骂牛一边心急。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沿路村庄里昏暗的灯一盏盏都亮了起来。我心一急，就从路旁折了一根荆条，绕到牛屁股后面狠狠地抽了它一下。这下可好，牛一惊，挣脱了牵在我手中的缰绳就向前狂奔起来。当我没命地跑了半个多小时赶上牛的时候，牛正悠闲地在村口的路边吃草。母亲也站在那里等我。当我把牵牛的事一说，母亲反倒笑开了，母亲说，你把绳子牵得太紧，牛鼻子疼了，它当然不会跟你走了。我恍然大悟。

        18岁那年的高考，由于我思想压力太重，平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竟失利了。后来母亲跟我说，别把考大学看得跟命一样重。想起你小时候牵牛的事了么？绳子牵得太紧，牛反倒不跟你走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被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录取。离家上学那天，母亲送我到村口，眼睛红红地对我说，你现在长大了，我不能把你永远拴在身边……

        毕业后到一企业里工作，因对工作不很满意，心里觉得很委屈。两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批评我整天板着脸孔并要扣我奖金时，我一时火起，跟老板吵了几句，气得他拂袖而去。

        正好那几天母亲到城里来看我，知道这件事后说，孩子，一头牛不可能永远拴在一个桩上，你也不会永远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干什么都要尽量干好。你不顺心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有事儿没事儿时，你就小声唱歌。

       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下地，母亲总一边干活一边在嘴里小声地唱歌。在母亲的歌声里，那些繁重而枯燥的农活儿不知不觉被我们一样一样地干完了。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骑车上班，还是工间休息，我都轻轻地哼着歌。尽管我从小缺乏音乐细胞，但我相信，母亲从小教我的那些旋律，定然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财富。

只想和你接近

    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扳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同样的，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秋”。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 由子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父亲正好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

    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吴念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