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

朱成玉

    怀念祖母，是从一片叶子开始的，秋天的叶子。

    叶子上错综复杂的脉络，像极了祖母的皱纹。但祖母并不悲伤，祖母的额头经常是金光闪闪，阳光喜欢在那里安营扎寨，那令人愉快的微笑常常使她的皱纹看起来像是在跳舞。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试图把所有的哀怨清扫干净，只留给我们无忧无虑的鸟鸣。

    祖母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检，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收藏落叶，这个习惯终生未曾改变。这个习惯让我感觉到，祖母永远不会衰老。

    我在祖母的书里看到过那些落叶。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旧日时光，成了书签，丈量这一本书的历程，时刻提醒着你，哪些句子需要再一次爱抚，哪些情节需要重温。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我，祖父结婚一年后就从军了，再也没有回来。作为军烈属的祖母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然而却没有人可以安抚她内心的痛苦。祖母习惯在那些叶子上写字，一句半句的，大多是哀婉的宋词。我想那是祖母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祖父吧。每年清明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祖母去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祖母掉过一滴眼泪，但我知道，她的心就像是蓄了雨的云，轻轻的挤一下，就会泪雨滂沱，只是别人无法看见。祖母的泪水，只居住在她自己的云里。

    不管天气好坏，祖母总是会大声爽朗地笑。祖母的苦难像一座山，把她的脊背压弯，却压不弯她热爱生活的心。

    在那些树叶上写字的时候，祖母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怕碰坏了一份念想。写上了字的叶子，就如同被装上了灵魂，重新活了过来。我想只有祖母懂得那些落叶，也只有那些落叶懂得祖母，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嘘寒问暖。

    怀念祖母，是从一片叶子开始的，替那些果实遮过阴凉，从枝头跌落，背井离乡的叶子。

    祖母在秋天的离世毫无征兆，只是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柳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其实，也只有风能让叶子喘息或者感叹。在叶子的生命中，风往往扮演着接生婆和送行者的双重角色，所以叶子的心思只和风说，它只和风窃窃私语。

    落叶也有遗言吗？在离开枝头的刹那，它和风都说了些什么？谁听过它们交代的后事？那些齐刷刷掉落的叶子们，是去陪祖母了吗？

    我想，如果祖母是叶子，那么风一定是祖父。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缠绕不清的爱意。

    我的祖母，一片写满诗句的落叶，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把生命的结束当做一次旅行。

    落叶从不惊叫，哪怕你踩到它的脊背。不像雪，不论你走得多轻，它们都会在你的脚下呻吟，仿佛踩碎了它们的骨头。落叶从不惊叫，哪怕遇到再多的苦难，它都只是去和风窃窃私语。

    我似乎听到了落叶在说：“等我，来赴一个灿烂的约会。在此之前，请好好生活，各自珍重。”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可老话不是说了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凌木匠说，那是没尝尝小清河一带盐碱地的威力，十年九荒，一到冬天，家家都得出去讨饭。那年，又是个只种不收的年景，日子还没挨到冬天，就过不下去了，凌木匠兄弟俩从小清河以北的广饶县，一路讨到胶东。弟弟半路得了伤寒，死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凌木匠。

    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大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而我是个例外，说我虽然嘴拙，但悟性高。我上学的第一天，跟着邻家二姐去祠堂（兼作村小）报名，二姐路上问我：“会算数吗？”我摇摇头。“会数手指头吗？”我继续摇头。二姐一脸愁容地道：“见到大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数手指头，不会数就报不上名啦。”于是，一路上，二姐不但教会了我数手指头，还教我若不够用就借脚指头。到了大先生那里，顺利过关，给我一个结论：“这娃悟性高。”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金，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颠。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桌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地，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么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

文本一：

我想我的马^①

鲍尔吉·原野

大群牛羊拥挤在公路上，汽车鸣笛也不躲开。牛羊满山遍野，边走边找草吃。今年旱，六月中旬了，草还没盖住地面，白音温都的牧民正赶着自家的牛羊转场去塔林花草原夏营地。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下意识地想告诉老父亲。接着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已经去世了。在镇政府，我看见一个两岁的女孩在大厅纳凉，她庄重地伸出手，跟往来办事的牧民握手，好可爱。我想说给我父亲听。他一定是盘腿坐在床上，身体摇晃，露出微笑，仿佛见到了小女孩。但是，父亲去世了。心又咯噔一下。

父亲去世四年了，我尽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件和物件。这几年，我没去草原，去了会想起父亲，仿佛他就在那里。草原上，干牛粪发出草药的气味，排队飞行的大雁，翅膀反射着阳光。被晒得灰白的木轮车边上，牵牛花（蒙古语叫媳妇花）开放了，傍晚它们会收拢花瓣，像一支支雨伞。我想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父亲，却无处说，我感觉自己孤孤单单。

父亲性格刚直，说人论世，言语激昂。进入80岁，他变得柔软安静。到90岁，他几乎不说话，趴窗台看绿地上的花朵和天上的白云。父亲度过91岁生日后，开始说他的战马。马的名字叫沙日拉，意思是带点黑灰斑点的白马。

父亲说，辽沈战役打沈阳的时候，国民党的黑飞机飞得像树梢那么高，机枪连串扫射。骑兵目标大，没地方躲，好多战友牺牲了。战马低头嗅主人身上的血，不离开主人。他说：“战争啊，比电影看到的残酷。”炮弹爆炸，四处是残破的血肉。按理说动物应该在炮火中逃散，但是马不离开自己的主人。我父亲说：“沙日拉是一匹多好的白马！”

我怕父亲情绪激动，扶他到床上躺下，说：“你别想过去的事了，享受幸福的晚年吧。”

父亲说：“沙日拉爱用鼻子嗅我身上的味，我也喜欢马的汗味。我想我的马。”

2019年7月，父亲的身体开始虚弱。10月1日上午，电视直播新中国成立70年庆典。我们早早把父亲扶到沙发上，他坐不住，身体两边放了两床棉被。十点整，电视播放1949年开国大典纪录片。70年前的这天，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他是内蒙古骑兵白马团的战士。我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完电视画面，说：“我没找到我的马。”

那天晚上，我们看完电视准备休息，父亲从卧室走到客厅，站着，像要宣布一件事。他说：“我的马……”“马”字没说出来，眼泪已在他脸上流淌，灰衬衣像雨衣一样挂在身上，空空荡荡。我上前扶他，感觉他在颤抖。他说：“我的马在哪儿？”

母亲说：“快睡觉吧，你说你的马在抗美援朝时被送到朝鲜去了。”

父亲躺在床上说：“我想我的马，我感觉孤孤单单。”最近听了章琴瑞日布唱的一首歌：“说起唯一的故乡，眼泪落下来，自己都没察觉。说起唯一的马，眼泪落下来，自己竟不知道。”好像在唱我父亲。父亲以前说起马兴高采烈，夸马的眼睛、马的鬃毛。现在提起马，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也不擦，浑然无觉。

我父亲活了91岁，经历九死一生。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忘记了世间所有的荣辱，却忘不了那匹战马。父亲说：“我的马也会想我。”

一个月后，2019年11月8日，父亲溘然辞世。如果有天堂，他会在那里见到他的马。在天堂的绿草地上，他和白马一同徜徉。

（有改动）

【注】①本文为绘本《父亲的战马》后记。

文本二：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首部以马为题材的文学绘本《父亲的战马》，是一曲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

生长于内蒙古广袤草原的鲍尔吉·原野对家乡，以及家乡的马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战马》正是取材于原野先生父亲那顺德力格尔与心爱的白马沙日拉之间真实的情感经历。那顺德力格尔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18岁离开家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加入解放军，作为内蒙古骑兵二师白马团的成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大小战役，战马沙日拉曾救过他的性命。在将战马送往朝鲜战场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胜利的荣耀属于蒙古族战士，同样的军功章也属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战马。

作家、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谈到鲍尔吉·原野的草原儿童文学创作时说，原野的创作是一种富有独特地方感的边地与特色文化的写作，草原的独特生命体验深入到他的精神与骨髓里。在撤退的过程中，父亲爬山时从马上摔下来，腿摔伤站不起来，“白马围着他打转”；在与土匪的战斗中，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四名蒙古族战士牺牲，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马找不到主人，“慌慌张张地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腿闻胳膊，鬃毛如乱发撒在脖子上”。人与马之间生死相依。

当父亲将战马送上抗美援朝战场时，当每一名蒙古族骑兵将自己心爱的马送上驶向朝鲜前线的列车时，他们胸中激荡着保家卫国的战鼓，同时也激荡着古老草原上马的赞歌。

（摘编自《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读鲍尔吉·原野〈父亲的战马〉有感》）

雪山大士

陈春成

他惬意地陷在角落的软椅中，不像过去人们熟识的那样，置身于一片翠绿和山呼海啸间。关于他的退役有多种说法，伤病自然是一个，但三十岁也略早了些。

他小口地抿着酒，静默了一会，忽然说，你愿意听的话，我倒是可以提供一则素材，一个充满了失败和古怪的故事。周围太安静，他还是压低了嗓音。这简直像毛姆或茨威格笔下的场景。在那种旧时的疗养酒店，悠长的假日，或航海轮船上，渺渺烟波中，两个人相遇了，喝点酒，倾述平生，然后分别。外面仍是凉雨潇潇，庭院中的松干横过窗前，针叶披纷，频频滴着水。后面是云山。他开始讲述：

曾外祖父回国时带了几件纪念品：一盒檀香，总舍不得点，后来受潮了；一只黑色茶盏，摔碎在回程的船舱里；一尊小小的木雕。木雕是紫红色的，泛着隐隐的淡金色光泽，只有马克杯那么高。是一个瘦极了的老人，络腮胡子，半裸着，肋骨一道道很明显，坐姿，一腿盘着，一腿蜷立起来，双掌叠放在膝盖上，手背撑着下颏。我从小把它看得很熟。老人的眉目须发，筋肉的线条，衣服的褶皱，那种独特的紫红色，若有若无的金光，现在仍历历在目。几年后一场始于电熨斗、两小时就被扑灭的小火灾对我的影响重大。火从邻居家蔓延到我们家，烧掉了半层公寓。那尊木雕、我床头贴着的马拉多纳、九岁时拿的最佳射手奖杯，那间公寓里残留的一切东德记忆，全烧没了。

我的职业生涯你大概了解，算不上完全失败，但远远没达到人们的预期。我确实有个巨星式的开端。像许多横空出世的年轻球员一样，我被说成是天才。但要成为巨星，就要比别人厉害很多。除了天分本身，还要有能实现天分的天分，比如心态好，球荒再久也不被自我怀疑摧毁；比如好胜心强，这没法后天养成，是成为顶级球员的禀赋；比如不易受伤的体质。众所周知我缺乏最后一种。我的盘带方式、惯用的加速和急停转向，注定了我的膝盖和脚踝是消耗品。

以后没人再踢古典前腰了。人们说我踢得富有观赏性，但对比赛结果没有决定性影响。炫技，粘球，对抗不强硬，说的都没错。可我就爱这样踢球，从小如此。现代足球追求的是快节奏和高强度，是一脚出球，高位逼抢，任何人都很难从容地拿球，剩不下多少优雅和细腻。防不住的，放倒就行。我不想踢那样的足球。我喜欢盘带，我享受球与脚的触感，在人群中游走，送出意想不到的妙传，或者后插上，打一脚凌空远射。马特乌斯有一次和我聊天，说我的踢法只适合在小俱乐部里当核心，任性地踢一些漂亮的比赛，拿不到什么奖杯，但赢得球迷的爱戴。有些球员热衷于罗列自己的荣誉纪录，几个奖杯，几次金靴；我则有一连串的伤病纪录，哪个部位，伤停了几月。

我浅薄的文学爱好始于一次养伤期间。我发现一堆书里央了一本忘了是谁的诗集和黑塞的《悉达多》。我花一个午后翻看了后者。悉达多的原型就是释迦摩尼，他出身贵族，却投入空门苦修，又放弃了苦修，想参与这尘世，从中获得彻悟，于是学习经商，敛财，欢爱，几年后又厌倦这一切，准备投河。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是一声“唵”，这音节代表圆满，是他过去说惯的祷辞的起始和收束。他在脱口而出这音节的刹那，得到了寻求已久的彻悟，领会了世间的全部真谛。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气味。木头的气味。我合上书，很认真地回想家里那座被烧掉的木雕，像记忆马拉多纳的动作一样，它抱膝而坐，原来是释迦摩尼在雪山中苦行坐禅。

我涉足了一个完全异样的境界。作为一个球员，你天生要有对胜利无止境的饥渴，要有对失败的极度羞耻，咆哮庆祝和掩面痛哭可能发生在五分钟内，要惯于承受这剧烈的感情颠簸；而在闭目静坐的时刻，在回想那尊雪山大士的时刻，这一切暂时松开我了。我体验着这没有情绪的情绪，稀释着自我意识，抱膝而坐，往返于存在与消失的边缘。你的膝盖也痛吗，悉达多，不然你干吗那样怜惜地捂着它？我百无聊赖，把耳朵贴到膝盖上去听。过了很久，从骨节与骨节的深谷，从积液的湖底，从我半月板的颓垣断壁间，升起一个音节，像一粒星，越来越亮，悠长如一声钟响，是那声“唵”。这一声“唵”中包含了所有的声音。我听见远古的霹雳响彻荒野，群龙的哀啸，板块深处的吱嘎，花粉坠地时的轰然，听见水的奔涌，分不清来自江河还是叶脉中的汁液，听见战阵中兵刃的斫击，也可能是酒杯里冰块的叮叮。全人类的话语化为巨大的嗡鸣，而我像一只承接瀑布的陶罐……众声在我意识中鼓荡，纷飞盘绕，最终又凝结为那一个音节：“唵……”

你可能不信，我常读里尔克，介于懂和不懂之间，而且无端觉得他也听过那声“唵”。“美无非是我们恰好能承受的恐怖的开端”，说的就是那音节，不是吗？此外，我是《暗黑》的剧迷。我依然享受足球，作为一个观众，我能更彻底地享受了，因为观看时不再怀有竞争心和偏见。我如今是梅西的忠实粉丝。

谈话到这里结束。外面的雨小了，成了濛濛的雨雾，后面是云山。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酒店，飞往柏林。

（选自《收获》2021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