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荆棘花束

    迎着十一月的寒风，推开街边一家花店大门的时候，珊德拉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直以来，她都过着一帆风顺的惬意生活。但是今年，就在她怀孕4个月的时候，一场交通事故无情地夺走了她肚子里的小生命。紧接着，她的丈夫又失去了工作。这一连串的打击令她几乎要崩溃了。

    “感恩节？为什么感恩呢？为了那个不小心撞了我的粗心司机？还是为那个救了我一命却没能帮我保住孩子的气囊？”珊德拉困惑地想着，不知不觉中来到一团团鲜花而前。

    “我想订花……”珊德拉犹豫着说。

    “是感恩节用的吗？”店员问，“您一定想要那种能传递感激之情的花吧？”

    “不！”珊德拉脱口而出，“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我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我知道什么对您最合适了。”店员接过话来说。

    珊德拉大感惊讶。这时，花店的门铃响了起来。“嗨，芭芭拉，我这就去把您订的东西给您拿过来。”店员一边对进来的女士打着招呼，一边让珊德拉在此稍候，然后就走进了里面的一个小工作间里。没过多久，当她再次出来的时候，怀里抱满了一大堆的绿叶、蝴蝶结和一把又长又多刺的玫瑰花枝——那些玫瑰花枝被修得整整齐齐，只是上面一朵花也没有。

    珊德拉狐疑地看着这一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谁会要没有花的枝子呢？她以为那顾客一定会很生气，然而，她错了。她清楚地听到那个叫芭芭拉的女人向店员道谢。

    “嗯，”珊德拉忍不住开口了，声音变得有点结结巴巴的，“那女士带着她的……嗯……她走了，却没拿花！”

    “是的，”店员说道，“我把花都给剪掉了。那就是我们店里的特别奉献，我把它叫作感恩节的荆棘花束。”

    “哦，得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居然有人愿意花钱买这玩意吧？”珊德拉不理解地大声说道。

    “3年前，当芭芭拉走进我们花店的时候，感觉就跟你现在一样，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店员解释道，“当时，她父亲刚刚死于癌症，家族事业也正摇摇欲坠；儿子在吸毒；她自己又正面临一个大手术。我的丈夫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去世的，”店员继续说道，“我一生当中头一回一个人过感恩节。我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没有家人，也没有钱去旅游。”

    “那你怎么办呢？”珊德拉问道。

    “我学会了为生命中的荆棘感恩。”店员沉静地答道，“我过去一直为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而感恩，却从没有问过为什么自己会得到那么多的好东西。但是，这次厄运降临的时候，我问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原来黑暗的日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这时，又有人走了进来，是一个头顶光秃的矮个子胖男人。

    “我太太让我来取我们的感思节的荆棘花束-12根带刺的长枝！”那个叫菲利的男人一边接过店员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用纸巾包扎好的花枝，一边笑着说。

    “这是给您太太的？”珊德拉难以置信地问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您太太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东西。”

    “哦，不介意……我很高兴你这么问，”菲利回答道，“四年前，我和我太太差一点儿就离婚了。在结婚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婚姻陷入了僵局。但是现在，我们总算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又和好如初。这儿的店员告诉我，为了让自己牢记在荆棘花束里学到的功课，她总是摆着一瓶子的玫瑰花枝。这正合我意，因此就捎了些回家。”

    “我诚挚地向你推荐这一‘特别奉献’！”菲利一边付账，一边对珊德拉说。

    “我实在不知道我能不能够为我生命中的荆棘感恩。”珊德拉对店员说道，“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嗯，”店员小心翼翼地说，“我的经验告诉我，荆棘能够把玫瑰衬托得更加宝贵。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更加珍视上帝的慈爱和帮助，我、芭芭拉，还有菲利夫妇，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因此，不要恼恨荆棘。”

    眼泪从珊德拉的面颊上滑落，她抛开她的怨恨，哽咽道：“我要买下这样一束带刺的花枝，该付多少钱？”

    “不要钱，你只要答应我把你内心的伤口治好就行了。这里所有顾客第一年的特别奉献都是由我免费赠送的。”店员微笑着递给珊德拉一张卡片。

    珊德拉打开卡片，上面写着：我的上帝啊，我曾无数次地为我生命中的玫瑰而感谢你，但却从来没有为我生命中的荆棘而感谢过你。请你教导我关于荆棘的价值，通过我的眼泪，帮助我看到那更加明亮的彩虹……

    眼泪再一次从珊德拉的脸颊上滑落。

（有删改）

谢谢您，师傅

    那天，出租车司机朱师傅五点半交车，看看表已经五点一刻，便把“暂停载客”的牌子竖了起来。正是周末，四十中门口涌出大批的寄宿生。朱师傅忍不住习惯性地把车停了下来，盯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们一律穿着朴素的校服，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师傅，我，我想坐您的车。”一个跛脚女孩背着书包走了过来，看看左右，急急地。

    朱师傅说得交车了。女孩又恳切地说：“谢谢您了，师傅。我只坐一站，就一站。

    那一声“谢谢”让朱师傅动了心。他看看女孩身上洗得发白的校服和旧得不能再旧的书包，叹了口气，说：“上车吧。”

    女孩高兴地上了车。突然嗫嚅着说：“师傅，我只有三块钱。半站也可以。”朱师傅从后视镜里看到女孩通红的脸，没说话。出租车的起步价可是五元啊。朱师傅停下车。女孩离开时高兴地说：“谢谢您了，师傅！”朱师傅看着她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突然有些心酸。

    也就是从那个周末起，朱师傅每次都看到女孩等在学校门口。朱师傅猜测女孩可能在等自己，心里突然暖暖地。他把车开了过去，女孩远远地朝他招手。朱师傅诧异，他的红色桑塔纳与别人的并无不同，女孩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来？

    渐渐地，朱师傅养成习惯，周末交车前拉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跛脚女孩。不过十四五岁吧，见到他，像只小鹿般跳过来，大声地和同学道“再见”。不过五分钟的路，女孩下车最后一句总是：“谢谢您，师傅。”似乎专为等这句话，周末无论跑多远，朱师傅也要开车过来。

    这情形持续了一年。第二年的夏天，看着女孩拎着沉重的书包上车，朱师傅突然感到失落。她会去哪儿读高中？

    “师傅，谢谢您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您的车。我考上了市一中，半年才会回一次家。”朱师傅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女孩，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女孩果然很优秀，一中是省重点，考进去了就等于半只脚跨进了大学校门。

    “那我送你回家吧，这次不收钱。”朱师傅看看表，送女孩回家一定会错过交车时间，可罚点儿钱又有什么关系？他想和女孩多待一会儿。

    半小时后，女孩拎着书包下来，朱师傅从车里捧出一只盒子，说：“这是送你的礼物。

    女孩诧异，接过礼物，朝着朱师傅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师傅。”看着女孩一瘸一拐地走进楼里，朱师傅长长叹了口气。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一晃十年。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听到交通音乐台播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十年前胜利出租车公司车牌照为冀Azxxxx的司机。朱师傅将信将疑拨通电话，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她惊喜地问：“是您吗？师傅！”

    朱师傅愣了一下，这声音如此熟悉！他却一下子想不起。“谢谢您了，师傅！”女孩又说。

    朱师傅一拍脑门，终于记了起来，是她！朱师傅的眼睛突然模糊了。

    两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再见到女孩，朱师傅几乎认不出了，眼前亭亭玉立的这个女孩，是十年前那个跛脚女孩？喝着咖啡，女孩讲起了往事。十二年前，她父亲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父亲很疼她，每逢周末，无论多忙都会去接她。春节到了，父亲借朋友车开回老家过年。半路，突然下起大雪，不慎与一辆大货车相撞。父亲当场身亡，女孩的脚受了重伤。

    安葬了父亲，母亲为了赔朋友的车款，为了她的手术费，没日没夜地工作。而她，伤愈后则拼命读书。她没告诉任何人路上发生的事故。放学回家，当同学问起现在为什么坐公共汽车，她谎称父亲出远门了。直到那一天遇到朱师傅。那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就像父亲开车过来，等在学校门口。

    她把三块钱全拿出来坐出租车，只坐一站，然后花一个半小时徒步回家。路很远，但她走得坦然。

    “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出租车就是我父亲生前开的那辆。车牌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女孩眼里淌出泪花，“远远地，只一眼，我就能认出来。”朱师傅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这块奖牌，我一直戴在身上。还有，您退还我的车费，我一直都存着。我觉得自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我依旧有一份父爱。”那是一块边缘已经发黑的金牌，是十年前朱师傅送给女孩的。

    女孩挽着朱师傅的胳膊走出咖啡馆。看到女孩开车走远，朱师傅将车停在路边，让眼泪流了个够。那个现在他才知道叫林美霞的跛脚女孩，她和自己十年前因癌症去世的女儿，多么相像！那块金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女儿生前每个周末，朱师傅都去四十中接她。女儿那一句“谢谢爸爸”，让他感受过多少甜蜜和幸福！可女儿突然间就走了。再到周末，路过四十中，他多希望女儿还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上车，喊一声：谢谢爸爸。

    女孩坐他车的那段时间，他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只是，这情形持续的时间太短，太短……在回家的路上，朱师傅顺便买了份报纸。一展开报纸，朱师傅就看到了女孩的照片。

    她对着朱师傅微笑，醒目的大标题是：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S市的骄傲……朱师傅吃惊地张大嘴巴，边读报纸，边习惯地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美金。朱师傅愣住了，女孩何时把钱放进了自己外套口袋？就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瞬间？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师傅，这是爱的利息，请您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您，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文章来源于网络，有删改）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有着显赫身份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省的交界。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终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可以想象我带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说：“这是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个大袋子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是土路，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

    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听到我找李暖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人和袋子全都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小镇子。很小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

    下课了，孩子们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向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女孩穿着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心疼了。我不到23岁的妹妹李暖暖，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一头自己最喜欢的长头发。以前的李暖暖，天天穿得怪异而艳丽，喜欢那些小首饰，曾经在一只耳朵上戴过四个耳饰，为此差点儿被她爸赶出家门……而现在的她，素面朝天，极其简约。李暖暖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一把抱住了我。等她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子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里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我说再要两个菜，被李暖暖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不想让他们早早地为此而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她摇头，很坚决地摇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他。结果她就来了，但她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教室，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那么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那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他们孩子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走不动了，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给她拿鸡蛋。直到有一天，在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的奶奶找到学校告状，说孙子偷拿家里的鸡蛋，李暖暖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

    那天，在牛奶和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抱着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放声大哭……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是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没钱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她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笑呵呵地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有删改)

威风

相裕亭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大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大东家常年买断的三间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大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大都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间，伙计们早都下盐场去了，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大东家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大都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

    马车是送大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大东家都在那“哗铃，哗铃”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大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大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淹了地垅，甚至到后秋收盐了，都未必能见上大东家一面。

    大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法子跟大东家见上一面，说些大东家爱听的进项什么的。说得大东家高兴了，大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同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大东家。大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讲。”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大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大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大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大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大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大东家真是要去盐区。大东家那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就调转车头，带大东家奔盐区了。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大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送盐的车队，拈着几根有数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大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

    “陈大管家！”

    大东家知道，这是称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边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洋烟，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大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大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大东家时，大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是他的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温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大东家跟前，给大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地虔诚，他把大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仍然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就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大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

    大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大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头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大东家。大东家却蹬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

（有删改）

红薯飘香

金意峰

    那是一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

    奇怪的是，没有大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说：“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

    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

    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

    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

    “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

    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后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

    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

    “这是不是偷？”我问。

    “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杜家的油漆大门吱嘎一关，我们立刻兴奋得像三只花果山上的小猴。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上星期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往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家的红薯。”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的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主任。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季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

    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

    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

    “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