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籍既失实；富者田多而税不增，贫者田失而税不减，遂致人流亡，国课大减，于是以亩定税，敛（征集）以夏秋。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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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为当年各地多数地区大致数值

材料一   荀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本”，只要百姓努力生产，勤俭持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如果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知道利用赋税手段没完没了地搜刮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那就是“伐其本，竭其原”。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军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政府注重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两方面同时增加。

——摘编自方建国《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唐朝中叶，土地买卖和兼并加剧，授田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安史之乱的爆发，更使得唐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公元780年，唐朝颂行两税法，实行量出制入的课税原则，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确定全国总税额，摊派到各地征收：内容上包括户税和地税，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在现居住地建立户籍，凡有产者就必须缴纳赋税；两税法推行后，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由所在州县，按首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分夏、秋两季进行两次纳税。

——摘编自薛涵月、黄品品《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浅析唐朝两税法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