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长征路线图

材料二：毛泽东评价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中共一直怀着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上经历了从为全国的抗日战争作准备向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云贵等地区的主要工业资源的调查和开发，陆续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西迁，并停办、调整了一些军工企业，改善设备，统一制式，增加生产。政府还进一步整修旧公路，修筑新公路，开辟航空线。1936年通过的1937年度军费预算，在普通军费预算4.12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防建设专款2.22亿元，使整个国防预算达到6.34亿元。总之，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材料二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逐步使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各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迁。截止到1938年底，迁到大后方的工厂达304家。这一大规模的内迁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壮举。

—— 以上材料摘编自支绍曾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