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中央所做的事是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的形成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光荣革命到议会改革之间地方政府自由发展，权力由王权和枢密院向地方和治安法官转移，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核心的地方自治制度。1832年议会改革后，地方治理也进入到民主化改革阶段，居民自治开始。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对郡治安法官进行了分权，被看作英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起点。1835年市政法案确立了现代地方自治原则。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对英国地方自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城乡分别治理的地方治理局面。

——摘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