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忠孝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特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十年身到风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四、读華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病酿期。新式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美学类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士大夫读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草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