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统思想也体现在边疆治理思想上。但在汉初，对秦的边疆治理思想多持批判态度。例如，陆贾提出，“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其意指休养生息，边疆无为。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元帝以后随着儒生大批登上政治舞台，经学极盛时代的开启，回到夷夏之防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

材料二 两汉在西北方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先后设置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对归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的边疆实际情况，两汉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卜宪群《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 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经过康熙、 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实行有限自治，并运用立法、因俗设官(制)、赐封等方式巩固了“大一统”帝国……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对其疆域的最终奠定，能够从容地从学理与法理上得以自我确认。

——摘编自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