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朝建立前，即开始制定律令，成律285条、令145条，于洪武元年（1368年）颁行。洪武六年（1374年），在此基础上颁行《大明律》30卷，606条。此后又反复增删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颁《大明律》30卷，460条，成为定稿。重颁《大明律》的篇目由《唐律》十二篇改为七篇，依次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位居“十恶”前列的谋反、谋大逆之罪，唐律规定犯者斩，其父及年十六岁以上者绞，其余亲属不处死。明律则把犯者凌迟处死，亲族男子如祖、父、伯叔父、兄弟、子、侄、孙、不限籍异同，以及异姓同居之人，但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唐律对此类大罪注意区分情节，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及“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能服人”之类，皆适当从轻处理，明律则无此区别。又如私铸铜钱之罪，唐律流三千里，明律则论绞。不过有关典礼、风俗、教化等虽危害政权、社会，但并不严重的犯罪行为，明律量刑比唐律为轻。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明代中央行政监察体系囊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都察院、六科培事中、巡抚，总督都御使等，这种严密的中央行政监察网络，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脱离不了为皇权服务，加强封建统治的历史局限。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巡抚、总督都御使的设置和沿革，虽以监察百官清康与否为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监察国家官员对皇帝忠诚与否。由于封建社会皇权凌驾于监察权之上，无论是中央监察机构还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均是为了代表皇帝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以确保整个国家行政体制运行的稳定。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盆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奉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刘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在实施中即为：政府向谁负责，就由谁行使对行政的监督权。所以在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多设立在议会之内，由专门机构负责，体现为一种立法监督和行政监察的夸一。监察机构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二类，'是监察委员会——议会之中专司国家行政监察职能的常设委员会机构，负责一般的行政监察；一是监察专员——直属议会，是议会中高级官员，但不是议员，由国家元首任命且只对议会负责。

——摘编自屈双湖《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等

材料一：明初，皇帝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原来的皇帝—中书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出现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皇帝既是决策首脑，又是行政首脑，事无巨细须经皇帝批准，于是，皇帝设辅佐机构内阁，帮助处理奏章，但内阁票拟之后的“批红”权，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明朝省级行政实行三司分治制度，都直接向朝廷负责，以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是明朝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之处，也是明朝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保障。

材料二：明朝在立国之初，着手制定《大明律》，又颁布《大明令》，还不断颁行“榜文禁例”。作为法典的“律”与“例”，在司法层面必须遵守“准情用法”的原则。行政官员在处理形形色色关于赋税、治安等方面的诉讼案件过程中，其“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使“引经决狱”网开一面的司法善意受到制约，同时使凭着个人好恶情绪任意作出司法结论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仍然出现官吏利用法律条款的复杂性、权柄倒持“玩法舞弊”的情况，但与过去“任人”执法、无视法律、任意裁决的情况开始有了区别求依法办事，而且不断提供日益严密的法典作为司法的依据是明朝法制文化的基本特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明代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太祖与明成祖的创制时期，即明人所称“二祖之制”时期；二是明仁宗至明武宗的守成和腐败时期；三是嘉靖至万历初年的变革自救时期；四是张居正死后至崇祯自杀的失控衰败时期。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嘉靖革新”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明代在第三阶段的核心变革时期。作为藩王入即皇位的世宗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就必须进行变革，清除积弊。作为张璁、桂萼等新进之臣，也只有像议大礼那样协助世宗，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效地打击旧势力，确保政局的稳定。嘉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整肃科举；倡行三途并用，以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整饬言路；清除翰林院积弊；裁革冗滥；限革庄田；推行一条鞭法；正视哈密问题，以解除边疆危机。

张居正是一位相对务实的明代阁臣，效法祖制是其政治行为的显著特征。但他所效法的不仅仅是明太祖和明成祖，而是远法“二祖”，近效世宗，而全力效法嘉靖前期堪称张居正法祖的核心内容。他将嘉靖前期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措施奉为“皇祖之制”而加以效法，形成了其革新思想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