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与西汉初年的丞相府，兼决策与执行于一体，丞相的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但到武帝时代，为加强君主专制，将相权一分为二，至东汉，台阁成为王朝权力的中枢，三公九卿形同虚设；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化，隋唐又有了新的三省六部；宋则是中书、枢密、三司三足鼎立；至明朝，又废除宰相制，有了六部尚书直领于君主等。

——任怀国《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生不逢时，从它诞生至今已过100多年，但它仍然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有说它如何的不是，并指责孙中山后来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也被指斥为违法行为。这些尽管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多数人的看法还是肯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积极意义。

——摘自《近代中国》第二十二辑

材料三：在攻陷南京后，日军主力向北进攻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伤亡达三万人之众。这是自南京沦陷后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大捷，但中国军队最终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明朝的监察体系可以分为中央监察系统、地方监察系统和厂卫系统三大部分，把除皇帝以外的所有人和事都纳入到监督的范围内。各监察系统独立地履行监察职责；同时又是另外多个监察系统的监察对象。通过朝臣评议、严格考试、任前试用、重赏重罚等手段，明王朝吸引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到监察队伍。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当皇帝勤政有为时，监察体系能够有效运作，确保吏治清明。而当皇帝出现惰政、乱政之时，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

——摘编自人民网《浅析明朝监察制度的成败》

材料二：19世纪，英国政府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收效显著。从那之后，腐败问题在英国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这得益于道德教育、严格立法和比较健全的反腐败机制等多方面原因。但是，英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对政府的监督分散于议会、司法部门、审计部门、公众与舆论监督，以及政府部门内部，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反腐败网络。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法律的国家，英国二战后通过的多部法令中均有针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法律条文。

——摘编自李清《英国的反腐败机制》

材料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宋代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遗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地方官任职避亲、避籍渐成定制且严格遵守一年一考课，三年一升迁的考核任期制。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干五百一个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成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洪式九年废行省，在地方设承宣布改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三司的设置虽是强化中央集权之举，但事权一不一，不利于弹压地方。于是相继出现了巡抚、总督的设置，以节制三司，统一协调地方权力，消除牵制、扯皮、效率迟缓之弊。这样，“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督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材料四：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政治制度是现实的”…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