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备受关注的2016年诺贝尔奖拉开了帷幕，在273位被提名的科学家中，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最后折桂，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独自收入囊中。其获奖理由是在细胞自噬领域的杰出贡献。

    现年71岁的大隅良典是日本知名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目前担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0月3日接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之所以能走上这条科研之路，和他一直信奉的科研准则有直接关系——“做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1963年，大隅良典进入东京大学学习，随后他果断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1974年年底，他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师从197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1977年大隅良典回国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86年才晋升为讲师，两年之后成为助理教授才得以开展独立研究，此时他已43岁，但随后很快即做出“诺奖级”工作。1996年大隅良典来到国立基础生物研究所之后才成为正教授，距离他回国已将近20年。对于这样美妙的基础研究，大隅良典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2012年获得“京都奖”后，大隅良典曾寄语年轻科学家：“做其他人没有在做的事，并且做你发现真正有兴趣的事。做研究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且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将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取材于2016年10月4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二：

    2016年10月3日，大隅良典因为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日本科学虽然取得“井喷”式成就，但大隅良典却未雨绸缪，他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增多就认为日本很棒，并对日本科学研究的空心化等潜在问题表现出忧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张宏研究员与大隅良典熟识，两人合办过4期“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张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先生做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但从来不追求CNS(Cell、Nature和Science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他批评过度追逐CNS的评估体系，认为CNS也有不少文章是错的；文章发出来就可以，重要的是工作扎实。”今年7月，大隅良典还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自噬机制的重要论文。张宏说，大隅良典经常跟他强调基础科学对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大隅良典4日在记者会上也对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深表忧虑。他坦承，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他担忧当前重视应用研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用”这个词戕害社会，妨害基础科学。大隅良典说，现在的日本硕士研究生出于现实考虑，很难做出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的决定。他希望能让年轻人考虑5年、10年后的事情。

(取材于2016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三：

    1945年2月，大隅良典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四。祖父长沼贤海，是日本史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父亲大隅芳雄是九州大学工学部矿山学教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用在大隅良典身上最确切不过。他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于对科学书籍的阅读。比他年长12岁的大哥大隅和雄，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为激活弟弟热爱科学的神经末梢，不惜省下自己的生活费为其购买科普书籍。大隅良典在很多场合回忆起小时候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时，总是津津乐道，这些书主要包括八杉龙一的《生物的历史》、迈克尔·法拉第的《蜡烛的科学》、三宅泰雄的《空气的发现》等等，是这些科普读物在年少的大隅良典身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是这些书籍启蒙了他日后走向科学研究的殿堂。

    大隅从小体弱多病，家住福冈市郊外，朋友大多是农家子弟，一到夏天他们便相约在一起捞鱼抓虾，捕获昆虫，寻觅萤火虫，采摘野芹菜、野草莓等。此外，大隅还喜欢摆弄显微镜、试管之类，还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时候，大隅不由感言。

(取材于搜狐网)

材料一：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的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外，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微信等平台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编自2017年4月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摘编自2017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

材料一：

    古村落亦称传统村落，是指聚居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历史村落。我国古村落数量众多、丰富多彩、价值独特。它不仅拥有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具有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根基、精粹和各个民族的“DNA博物馆”，也是我国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富有利用价值的旅游资源，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摘自周乾松《保护古村落的价值意义》）

材料二：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应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打造出原生态、古村落、高科技相融合的村落绿色发展新业态。政府应统筹考虑、系统规划，充分发挥其在传统村落的普查与保护名录认定、保护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保护监管与奖惩问责、宣传教育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引导、激励和调节作用。复苏传统村落的岁时节令、草根信仰、手工技艺、音乐舞蹈等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不断优化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重建村落民众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传统村落保护的持久内生动力。

（摘自王珊《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材料三：

    为防止城镇化造成的自然村消失，山东凝聚各方力量，用不同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记忆。从去年开始，齐鲁网策划齐鲁古村落保护项目，通过微纪录片、深度文字解析等手段，挖掘古村落的文化基因和丰富内涵。故乡不仅仅是一间房、一个村庄，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枣庄的柳琴戏、菏泽的两夹弦等非遗戏曲，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下，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传递乡愁的最美声音。

（摘编自齐鲁图）

材料四：

    站在高处远眺，山水环绕的良户村形似凤凰，散落的民居，或依山麓，或临水边，或藏林间，与周围的自然生态浑然天成，原汁原味地呈现古朴的原始风貌，构成天人合一的意境。在《良户古村落保护开发规划图》前，杨建新说：“对古村落保护与开发，要保留原址、原状、原物，原真性再现出古代生活的图景，让古风古韵原汁原味地流淌。”如今的良户村，寓意美好的木雕、砖雕、石雕随处可见，仍然安存于几百年来所在的位置上。照壁、墙体、屋脊上的砖雕，牌坊、石栏杆、碑刻上的石雕，梁架、花板和室内的家具上的木雕，取材自然，风情古韵依然鲜活。

（摘编自光明网《活态保护：让古村落充满生机》）

材料五：

    浙江目前有传统村落176个，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浙江省以“传统村落保护试验田”为目标，为整个浙江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张永恒《保护古村落刻不容缓》）

    材料一：

    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材料三：

    “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

    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饵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

    “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

    “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经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之风，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和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令人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