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益创业又称社会创业，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一种全新创业理念与创业模式。在开展追求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并重的创业活动时，公益创业兼顾社会性和企业性，将实现社会价值和企业化运营结合在一起，在儿童保育、残障人士就业、社区发展等领域积极开展社会创新。公益创业不仅涵盖了非营利性机构的创业活动和营利性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活动，还成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矫正力量。

    它以和平方式达到了以往通过暴力和流血也未能实现的社会目标。公益创业的兴起是创业领域最重要成果之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解决社会问题，打破国家“福利僵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将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公益创业的开启是创业教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未来创业研究的重要领域。

    公益创业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有专业化、具有公信力的工作才能获得资助人的认可，进而获得持续的资金来源。最重要的是做到财务透明，让资助人知道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公益创业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公益创业者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公益创业是公益创业者和环境之间持续互动的过程。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公益创业者的积极性、公益创业的领域、公益创业所能采取的组织形式以及公益创业的成功率。

（选自《解读<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2016>》）

材料二：

（选自《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开展公益创业教育，以创造社会价值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培养学生公益创业意识，促进青年大学生参与公益创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

（节选自《青年人是公益创业主体力量，他们为何选择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材料四：

    国内公益创业的商业运作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收入来源于商业活动的此例”的问题，《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2%；商业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下的公益创业组织占44%。有将近一半的公益创业组织商业活动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公益创业组织以市场化运作手段获取一定的利润，采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其收入来源具有明确的商业性。

    “行业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小，商业和公益也出现了更多更新的合作模式。只有更加擅长整合跨界的资源，公益机构才能探寻到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撬动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商业化运作与盈利可以使公益创业者摆脱对捐款的依赖，减轻政府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负。”这是北回归线爱心协会发起者王方圆的回答。

    公益创业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导向性”表明公益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虽然公益创业和商业创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是经济效益优先还是社会效益优先，但是公益创业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以商业企业的方式运作并获取利润。公益创业把经营性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利润和盈余是组织及公益事业发展的保障，也是公益创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管是真正从事公益创业的参与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盈利的重要性。公益创业的经济价值体现为公益创业与商业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获取资金支持，创造经济效益。公益创业组织收入来源中的商业性活动来源是“自我造血”的主要方式，公益创业组织运用市场化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获取一定的收入与盈利，从而反哺公益事业，才能使其获得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公益创业的盈利与分配模式》）

材料一：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位艺术家，网友：文化殇秋

    11月1日早上7点多，人民日报发文悼念包括金庸、李咏在内的8名艺术大师，其余6位分别是师胜杰、布仁巴雅尔、朱旭、单田芳、常宝华和盛中国。他们，或用纸笔书写侠义豪情，或用话筒传递欢乐幽默，或用表演塑造悲喜人生……他们，是一代人的回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的武侠小说铭刻着他的青春，也安放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20年前《幸运52》开播，留着卷发的主持人李咏以其诙谐幽默的风格走进大众视野。

    “相声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常宝华9岁登台表演，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相声事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单田芳的身后，留下的是6000余小时长的评书和“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的美名。

    “太阳月亮星星就是吉祥的一家”

——布仁巴雅尔的代表作《吉祥三宝》是写给女儿3岁生日的作品，随后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温暖的家庭场面和浓郁的蒙古族情调深受观众喜爱。

（摘编自网上资料）

材料二：金庸宗师气概像极了一灯大师

    一位94岁，且已淡出江湖的老者，以传统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他的远逝该算是喜丧了，应该点起红蜡烛，为老人送行。然而，何以他的背影，仍痛楚了我们的灵魂？

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从此，万丈豪情浪掷九天，千军万马零落成泥。他让我们的想象有多辉煌，留下的黑洞就有多无望。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上个世纪，就是在80年代的复旦。在宿舍里，我们初识金庸的文字，如饮狂泉，在宿舍里击鼓传花般传阅，通宵达旦，血脉贲张。

    很快，到报社做了文化记者和编辑，还忍不住约人写金庸读后，更忍不住自己操刀改写，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他们并不津津乐道武功的一招一式，也不深究故事情节的合理与否。那么究意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曾经或依然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呢？是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无望情爱？是那种一剑在手、四顾茫茫的孤傲与寂寞？抑或是那种抑强扶弱、大义凛然的干云豪气？……

    一众平庸平俗的人生，从此被金庸的魔杖点亮。那一段闪闪发亮的青春，有几个名字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沉甸甸的一位，就是金庸。

    实在沉迷到不能自拔，便在90年代初，和几位同好一起编撰了《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写信请求金庸担纲顾问，老先生居然慨然应允，还帮我们题写了书名。见到他时，则已是十年之后，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老爷子儒雅谦和，一派宗师气概，不似令狐冲，而像极了一灯大师。

    当时，我们向金庸讨教他所理解的“侠”，老爷子一字一顿：“思想家中，我最推崇孟子，推崇至大至刚的大丈夫气概。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侠气，就是性情中人。”

    见面不谈金大侠，纵读诗书也枉然。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影响了一代国人。比如马云创业时所纠集的18罗汉，几乎都迷金庸。马云念念不忘其间“替天行道，铲平人间不平之事”，甚至将阿里巴巴的价值体系，称为“独孤九剑”和“六脉神剑”。

    那时，性情中人，成了一代人相互间的最高评价。“侠之大者”，也成了无数人的毕生追求。

    “传一曲地老天荒，共一生水远山高”；“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这样的精神滋养，早已化入一代阅读者的血液与骨髓。

    久矣不读金庸了。但目光常会不经意地落在书架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5本金庸，它们都在，霎时，心中便一片澄明，十分妥帖。

    唉，俱往矣。大师的凋零，让我们重温那些凝固在上个世纪的背影，在感动中，更有孤独。感谢金庸的长寿，让他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串起两个世纪的侠胆义胆，让我们踏实到了现在。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三：金庸先生走了，他的江湖仍在

    很多人喜欢喊金庸先生为“金大侠”，其实金庸先生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称其为“金大侠”，不仅仅是其塑造了一大批大侠形象，还因为其骨头里流淌着侠义之血。

    除了小说家，金庸先生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报人。尽管很多读者都是通过武侠小说而认识和喜欢金庸的，但他本人却更认可“报人”的身份。金庸先生写了30多年的社论，有统计表明他亲笔撰写了几千篇社论。在他的社论里，可以看到士大夫气质，可以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由其社论出发看小说，由其报人身份出发看小说家身份，其实有着一致性。金庸曾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是侠义，是正直，是理想，这是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小说创作时，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当然，他的小说并不是机械的“价值正确”，而是有着极其高超的表达技巧。在有意义与有意思之间找到平衡，通过精湛文笔表达深邃思想，这才是金庸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侠在深处，与士相通。佥庸先生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士人，是知识分子。捧起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爱不释手，因其语言精美、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放下金庸先生的小说，你会久久难忘，因其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有滋有味——郭靖有情有义，令狐冲重情重义……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他的小说是有神的，有魂的。曾经有多少人读着金庸小说，梦想行侠仗义。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好看，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文人小说。

（网文，有删改）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零售渠道变革的路线图

（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

    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费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材料一：

    科学的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有伏，科学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先进，有的国家落后。关于世界科学中心，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分析，有世界科学单中心说、科学多中心说、科学主中心与副中心说。技术发展也是有起有伏，地域分布也不平衡，也有世界技术中心转移说。实际上某一学科、某些学科群也有世界中心，以往对此缺乏统计分析。

    借鉴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的研究发现，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16—20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数的25%，则这个国家就称为世界科学中心；该国成果超过25%所持续的时间，称之为科学兴隆期。

    按照汤浅光朝关于科学活动中心的定义，根据不同的科学史年表可以得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特征，尽管具体时间节点不完全相同，但表1中的5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依次顺序及主要时期基本一致。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顺序大致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隆期平均为80年左右。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世界科学中心形成？根据研究，我们认为影响世界科学中心形成和转移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教育人才和科学技术五个方面。为此，我们提出了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五要素钻石模型”（图2），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4个社会因素和1个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成果涌现期）因素对科学中心形成必不可少。

    图2：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主要影响因素的“五要素钻石模型”

    （摘编自潘教峰《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钻石模型》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德国的衰落和美国的振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中心迅速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使得美国很快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大国。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又一次沿着顺时针方向由西方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大陆。使得整个大西洋区域在各方面处于繁荣状态。由于“冷战时代”的结束及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行以及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未来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还将沿着顺时针方向再次进行转移，即从北美大陆及大西洋区域转向东方亚洲大陆及太平洋区域。随着未来一场更大规模的“东方文化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中国将随之崛起再度成为未来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将遵循这一古老法则。“分”则是世界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之时，“合”就是世界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形成之日，世界文明中心又一次面临转移，未来将属于热爱和平的中国。

    （摘自沈律《论现代科技革命与世界文明中心之转移（摘要）》）

    材料三：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科学中心话语权还执掌在欧美国家之中。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科学理论不可能穷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真理，科学中心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国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越来越大的惯性，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世界科学中心将转移出美国，并转向哪一个国家，但随着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科学中心可能呈现多中心的局面。因此，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应按照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站在全球科学“巨人的肩膀上”，凭借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培养高度的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期待在21世纪或者更长远的未来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

    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能否到中国，就看以整体观、系统性思维的中国精神及其文化是否能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产力，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活方式，具体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和“人体健康科学”四大领域是否有所突破。

（百度百科“世界科学中心”词条）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槽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愈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器尘上，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们“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需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消费支付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儿》《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智能手机使用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来源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如果没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魂不守舍；并且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襄挟之下，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进行。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刷微博、聊微信、玩游戏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生理周期将受到影响，开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材料一：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服务的必备条件，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更好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选择，正逐步成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用户统一、共治共享、协同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全国一体系、资源体系通、一人一空间、应用促教学”的目标。全面推进“互联网+教育”，不断提升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摘编自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材料二：

     （摘编自《艾媒报告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皮书》）

    材料三：

    在线教育行业不仅是极具潜力的领域，也是一个年轻、尚未成熟的行业。在线教育企业在教育实践中的参与，已经切实显示出其作为教育系统组织形态改变者的潜力。如果将实体学校作为传统和主流的教育业态，那么在线教育公司在“怎么提供服务”方面与实体学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在促使实体学校自身发生改变。实体学校往往有固定的校址、提供综合性的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接受政府规制下的生源分配，按照班级、年级组织学生。而在线教育企业往往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于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由于这些企业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传统的教育已经被解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虽然在线教育类企业已在直接面向学生和家长的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初步的商业成功，但在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中步履维艰。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若要成功与在线教育企业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性的条件。为了实现对教育信息化产品“从买到用”的转化，学校应该在教学、管理、资源配置、教师发展和激励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在宏观层面上，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体制内教育创新未考虑用户需求，缺乏系统性的部署。另外，教育产品服务的使用者和购买者相分离，导致购买的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教育信息化产品的购买者往往是政府教育信息中心，而使用者是学校和教师。这种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导致进入学校的产品往往不是学校和教师希望购买的产品。此外，教育系统不同学校的需求差异大，很难通过同一款产品或者服务得到满足。这种差异化的需求最好通过分散决策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政府的统一采购。

（摘编自《报告精读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