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雨乡愁

       张清华

      一个人在外面呆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海德堡冬日的白昼格外短促，刚刚还是中午，一转眼就到了黄昏，薄暮乍起。涅卡河边的那些柳树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的枝条，几天前还挂满了深黄的枯叶，而今已如此寥落寒怆；还有那些枝条如乱箭般高插云霄的杨树，在冬日的天空下也显得格外苍凉凄楚。这些带着东方色彩的草木，似乎特别能够勾起人思乡的情怀。还有河边的那群大雁，它们散乱在草地上，整理着羽毛，在风中发着呱呱的悲鸣，看样子这个冬天它们是不准备离开这里了。天空中开始飘起蒙蒙细雨——更准确地说是那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东西，一切都是湿漉漉的。景物深沉而斑驳起来．天空愈加阴郁低沉，湿云仿佛是贴地而行，而归宿的乌鸦，则互相追逐、鼓噪着，用大片的蔽空的乌黑翅翼，加深着暮色中苍凉的气息。

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那么多古典诗词里被反复吟咏描画过的意境，而今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迢迢万里的西洋夷域，怎不让人生出人面桃花、物是人非的莫名心绪。  

    人们总是把乡愁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依恋或对故地的追忆，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褊狭具体了，我此刻体会出了那种滋味，并非那么简单。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乡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事实上常常显得很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与韶光。古往今来的那么多思乡的诗篇，细细想来，原都是对自我的悲怜：“苛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歌者哀叹的是岁月的逝水对自己无情的抛掷。   

    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看起来这是一个空间的理念，但细想这故乡仍不过是指人“长大的地方”，因为那里印下了稚儿的足迹，他生命中最初和最美的部分抛洒在了那里一生命的家宅，记忆的归宿。稚儿离开了那里，是因为童年那美好的时光已挥手远去，他已踏上被命运抛离的注定远游他乡的不归途!这真真正正是永世的分离，便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一旦你回来追寻，也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伤心之地。

    我想象那位初唐的诗人，在登上幽州古台时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原曾觉得他的悲号未免有些夸张，但今想来，那命运对每个生为凡胎的肉身不过就是这样设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任凭你把酒问青天，悲呼浩叹，天道总不会屈就人道，肯给你些许丝毫的通融怜悯。因了这个宿命，中国的诗人骚客们，自汉以后便都变成了唯美的感伤主义者，他们是文人，但同时又是诗哲，我想中国的文学中之所以有一个很特殊很强烈的乡愁的传统，恐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他们悲剧论的人生观念不无关系。

    但感伤主义并不见得就是只懂得颓伤，如果对生命的深在有所洞悉的话，感伤当然也包含了真正的彻悟和坚强；因为一切并未缘此而中辍，生生不息，代代相接。因了那永远的乡愁，他们去作那不断的远游，因为真正的故乡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去的。你看见了苍茫的来路，但循着那布满荆棘的路途回去时，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愁字，就像鲁迅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一样，你看到的是变了的一切，而别人看到的则是变了的你。月光下的故事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童年时的伙伴促膝而坐也如不曾相识。这就是故乡——鲁迅小说中的诗。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即便是置身于故地和亲人中间，也仍有一种命定的深深的孤独。更不要说在那脉脉温情之外，还布满着温柔的陷阱；在那缱绻的话语中间，也还响着令人心寒的弦外之音。亲情和爱在那里相迎，仇恨和刻毒也定然已经久候。就如那日与友人所谈起的思乡话题，开始时都不免有些许的激动，各个争相夸耀自己的城市和那一方的风物人情。可一想到终究要回到那些烦心的勾心斗角与倾轧之中，回到那种种莫名其妙的关心与掣肘、还有那少不了专横和欺瞒的压抑之中时，那心便直凉得寒气四溢。

    然而这也终究改不了那份执著又强烈的向往与追怀。你知道，那些忧愤与不平，实际上早已经与那份情感的执拗断了关系，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者，纵然那故地已是泥泞的陷阱和煎熬的火坑，你也跳定了。

暮雨中思乡的旅人啊，故乡正离你越来越近，也离你越来越远。

    (选自作者散文集《海德堡笔记》，有删改)

象牙刀

吴晓

    画匠的眼神越来越不行了，先前是他给徒弟的活儿开眼，现在是徒弟给他的活儿开眼。徒弟毕竟是徒弟，任他千叮万嘱，最传神的那几笔总是不尽人意。

    画匠说，娃，你得练画呀。

    徒弟说，师父，我想去打工。

    画匠不说话了，闷着头拾掇他的塑刀。这是一套十八枚的象牙刀，像练武人的十八般兵器。

    画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从牛皮包裹里取出来，一件一件摆在神台上，用棉布蘸着清水逐个慢慢地擦。擦干净了再用浸着香油的布头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这些兵器上油。

    这些兵器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有大如尺子，刮泥用的平头刮刀；有像梳子一样给神胎刻发痕的齿刀；还有小如掏耳勺般的点锥；歪头的劈刀；三角头的刻刀，等等。画匠很耐心，一件一件像侍弄他的宝贝般，把这些武器都弄得清清爽爽。完事了，再净手，焚香，给他们这个行当的祖师爷磕个头，说些感激的话。最后，再一件件把这些兵器收入囊中。

    这个活儿才算是交了。

    交了活儿，兴儿跟着师父下山，一路上俩人都不语。山里空寂寂的，遍野的石头和冷风。兴儿踮脚往山那边看，山那边是城市，有车水马龙，有高楼大厦。兴儿决定了，他要去城里打工。

    兴儿走后不久，那山就成了国家级风景区。上边要求，景区要有景区的样儿。于是，所有白石黛瓦的小庙都给拆了，统统换成了气势恢宏的飞檐大庙。拆庙时，画匠塑的神胎也被请了出去，委身在山罅隙里，任风吹雨淋。

    再后来，大庙建成了，木雕替代了泥塑，画匠彻底失去了生计。

    没了生计的画匠终日郁郁寡欢，有事没事就爱摆弄他那套象牙塑刀。一件件取出来，把玩一会儿，再一件件放回去。

    闺女每每见了，就上前去劝慰，说，爹，把这东西收了吧，眼不见，心不烦。

    画匠不语，抚摸着象牙刀，只是摇头，叹气。

    搁了数日，山上逢庙会，画匠突然对闺女说，走，上山去。

    闺女很高兴，爹多些日子没上山了，遂陪着，从山底逛到山顶，又从山顶逛到了山底。

    闺女怕爹难过，指着那些檀香木雕说，真丑啊，白刺拉拉的脸，一点儿也不像个神的样儿。

    画匠说，别哄爹了孩子，人家这活儿好着呢。说完，苦笑一下，说，走吧，去戏台子那卖玩意儿去。

    闺女跟着画匠去戏台那，找个平坦的地方，摊块儿布，把带来的小玩意儿逐个摆好，等人来。

    画匠趁此间隙把泥塑包打开，取出块河泥，开始塑下一个小玩意儿。玩意儿塑出大样，他停下，去包里取刀具。手指刚一触到象牙刀，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这滑溜，这润贴，可是经了几辈人的手了，心里就有些酸楚，心想着，师父，我说啥得给您传下去呀。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摊前冷清，连个询价的也没有。闺女有些不耐烦，说，收了吧，爹。

    画匠说，不急，再等等。

    刹戏了，人潮汹涌着往山下去。闺女又说，收了吧，爹。

    画匠说，不急，再等等。

    终于，有个小伙子带着个衣着光鲜的男子往这边来了。闺女兴奋地拍拍画匠，说，来了来了。画匠不抬头，只管忙手里的活儿。

    那男子走过来，蹲下身去摆弄那些小玩意儿。边摆弄边问那小伙子，这些哪吒悟空啥的，咱家不是有塑钢的吗？小伙子不理睬他，弓着腰，痴痴地看画匠手里活儿。

    那人见小伙子不理他，又回过身来问画匠的闺女，这堆小玩意多少钱？

    闺女说，一千。

    那人说，啥啥？一千？就这堆泥巴？

    画匠生气了，冲他摆摆手说，你走！你走！我不卖给你。

    小伙子急了，直冲那人跺脚。边跺边嚷，你干吗呢爸爸？这是艺术，不是泥巴。

    画匠闻听，这才抬起头，问那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孩子？

    小伙子乐了，说，咱爷俩是同行啊，我，美院的泥塑生。

    画匠笑。侧头去看那男子，那男子正从钱包里往外数钱，唰唰，唰唰，足足数了几十张。数完了，恭敬地递给画匠，说，我儿子喜欢，我全买了。

    画匠伸手把钱挡了回去。

    闺女糊涂了，问，爹你想干吗呢？

    画匠不语，从包里取出那套象牙刀，笑吟吟地，放在了小伙子手里。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等待摩西

莫言

    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他孙子柳卫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俩不但同班，而且同桌，虽然也打过几次架，但总体上关系还不错。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文革”初起时改成了现名。当时，他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他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他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刮子。

    1975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临行之前，见过柳卫东一面。他很羡慕我，因为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也报过名，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爷爷柳彼得的基督教徒身份受了牵连。

    我到部队不久，柳卫东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马上要跟马德宝的闺女马秀美结婚，希望我能送他一顶军帽，结婚时戴上神气一下。我回信告诉他，新兵只有一顶军帽，确实不能送他。他没回信，从此我们就没联系了。

    得到他将与马秀美结婚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马秀美比柳卫东大五岁，马秀美的爷爷的妹妹是柳卫东的父亲的爷爷的弟弟的妻子，论辈分柳卫东该叫她姑姑。这背后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

    我当兵第二年，得到了一次出差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不用专门打听，柳卫东和马秀美的恋爱故事扑面而来。事实就是，本来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的马秀美，突然翻悔了，任那保媒的于大嘴威胁利诱，任她的父母寻死觅活，她是铁了心不回头。那林业工人见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恼怒至极，便开列了详细的账单，向马家索赔。马秀美的三个哥，都是出了名的混账角色，他们把柳卫东弄到村东老墓田里，拳打脚踢，逼他与妹妹断绝关系。柳卫东宁死不屈，表现得很像汉子。柳卫东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许多眼窝浅的人，都流下了同情抑或是感动的泪水。

    我本来是想去柳卫东家看看的，但父亲劝我不要去。父亲说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我回部队那天，在村后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夫妇。两年没见，柳卫东头上竟然有了很多白发。他的左腿瘸了，背也驼了，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他穿一件掉光纽扣的破褂子，腰上捆着一根红色的胶皮电线。马秀美原本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像样子。她已经怀了孕，看样子快生了。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看样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等我再次回家探亲时，已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这时候，柳卫东已经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王超是村里开小卖部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柳总要跟他老婆离婚呢！我说：“这不可能吧，他们可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的患难夫妻啊！”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柳总现在身份变了，马秀美带不出门嘛！”

    我去乡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遇到了柳卫东。我进去时，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头发乌黑茂盛。他邀我过两天去他家坐坐。

    两天后，我跟随着他的女儿柳眉，翻过河堤，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

    这是五间新盖的大瓦房，东西两厢，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福”。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对着我凶猛地叫唤。

    马秀美迎出来，手上沾着面粉，喜笑颜开地说：“快来快来，贵客登门，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

    我看着她挺出来的肚子，问：“什么时候生？”

    她忧心忡忡地说：“主保佑，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儿的。”

    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他的信徒。

    “快来！你这家伙！”柳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咱俩先喝几杯，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他说：“听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

    马秀美进来给我倒茶，撇着嘴说：“还好意思放给别人听？驴叫似的。”

    “你懂什么？”他说，“这叫美声唱法，从肚子里发音！”

    “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马秀美说。

    “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柳卫东挥着手说，“滚滚滚，别破坏我们的雅兴。”

    “柳总，”我说，“能不能换盘磁带？”

    “想听谁的？”他说，“邓丽君的，费翔的，我这里都有。”

    “不听靡靡之音”我说，“有茂腔吗？”

    “有啊，”他说，“《罗衫记》行吗？”

    “行。”

    1983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正月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挽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是2012年，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刚开始那几年，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在县城里被人害死的。早已进城开超市的王超，偶然与我在县城洗浴中心相遇时，对我神秘地说：“三哥，你那个老同学，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但马秀美一直坚信他还活着。据说柳卫东失踪之前，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柳失踪后，讨债的人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大女儿柳眉初中毕业后到帆布厂做工，在那里与一个黄岛来的青工谈恋爱，后来结婚，随丈夫去了黄岛，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柳叶，学习很好，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这两个女儿都要将母亲接去养老，但她坚决不去。她守着那个曾经很气派，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她家前边，十年前就建了一座加油站，来往的汽车都在这儿加油。马秀美每天都会夹上一摞寻人启事，提上一小桶糨糊，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说是寻人启事，其实是她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

    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

    （有删改）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哆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般，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蹩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房间里赫然摆放着那些花圈。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也许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有删改）

宛大妈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作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了。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地里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一些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得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汉子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每月四百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高低铺，剩余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让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意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叫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十点必来这家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找我。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去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她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车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两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逮那些贪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踏莎行

寇俊杰

    春风萧瑟，乍暖还寒，阴雨蒙蒙，芳草萋萋。开封通往陕州的官道更加泥泞，两辆驴车在湿滑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突然，前面的驴车陷进泥坑，车夫挥鞭抽打毛驴，可任凭怎样使劲儿，木轮车像是被泥水吸住一样，就是出不来。寇准挑起轿帘说，寇安，别打了，还是我下来推吧！寇安没法，只好也下来和寇准及两个随从一起推车。无奈车重人少，力量不够。寇准说，不行就先把车上的书卸下。寇安说，大人，那是你的心头肉啊！怎么舍得弄脏？大家正一筹莫展，路过的几个村民走过来，有人施礼问，是宰相寇准寇大人吗？正是，但我现在已不是宰相了。我们听说大人没有因为澶渊之盟受到封赏，反而被贬陕州，故有此一问。他对其他村民说，我们帮帮寇大人吧！大家一起用力，终于把寇准的驴车推出了泥坑。寇准再三相谢。村民说，寇大人澶渊之功，让中原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我们老百姓还不知怎样感谢寇大人呢。

    寇准重新上车，已是满身泥水。车内的宋夫人用毛巾给寇准擦着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心疼地说，原来在京师哪有这样的路？看你现在头发都开始白了，还要出来受这样的罪，你要是能把自己的性子收敛一些，何来被贬呢？

    寇准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只要对得起天下百姓就行了。

    宋夫人说，可你分不清君子和小人，把小人得罪了，他们就会为私怨而报复。我听女婿王曙说，这次就是王钦若在皇上面前说你是拿皇上的性命做赌注，澶渊一仗胜是侥幸，如若败了，他的命就没了，皇上这才把你贬出京师的。

    寇准微微一笑说，王曙是怎么知道的？

    他和皇上的内侍周怀政关系很好，是周怀政亲耳听到王钦若对皇上说的，还说你居功自傲，到处宣扬说没有你寇准，就没有大宋的江山——他这是诬告啊！

    再泥泞的路，太阳一出来就晒干了，寇准说，你看刚才村民为我推车，多好啊！若是奸臣，他们会这样做吗？不过你也别锋芒太露，出头的椽子先烂，想当年，你和太宗意见不合，太宗说不过你，生气地要拂袖而去，你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拽住他的衣服不让走，直到把他说服才罢休！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这是往死路上走哇！得亏太宗英明，不但没杀你，还把你比作魏征！

    寇准只是得意地嘿嘿笑着，并不说话。

    宋夫人又说，不过，终归是伴君如伴虎。你这是第三次被贬了吧？皇上是个好皇帝，就怨你太耿直，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特别是上次被贬，有人揭发你酒后说了太宗的坏话，太宗不信，找你问一下。按说太宗也没当真，你随便找个理由太宗就能原谅。可你就是不辩解，不知道趁坡下驴，太宗给你梯子你也不要。人家是皇帝，你“将”人家的军，结果被贬到了邓州。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寇准说，我酒后可能真说了太宗的坏话，但那是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大丈夫做事要敢作敢当！我不后悔！

    唉！宋夫人叹了一口气，今上能当皇帝，还有澶渊之盟，你都是立了大功的，可皇上就怕你功高震主，你本该急流勇退，但你非但没有，还不知收敛锋芒，皇上这才免了你的宰相，把你贬往陕州。不过这样也好，朝中是非太多，你当个地方官，陕州离我们老家又近，我们还能过个安心日子呢。再不必像以前一样——我们赶紧往前走啊！

    踏莎行。寇准的脑海里忽然闪出这样一个词牌名。他叫寇安停车，从箱子里拿出笔墨纸砚，然后铺纸磨墨。他略一沉思，笔走龙蛇，写下一首《踏莎行》：“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宋夫人本想寇准写的是反思过去，从此要淡出朝廷视野，远离政治旋涡，没想到写的却是难离难别、情深意切的“情诗”。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知道，想让寇准抛弃自己的信念真是太难了。如果皇帝用他，再危险他还是要回去的，可他又不会曲意逢迎，个性又那么张扬，虽然皇帝信任，但他由着自己性子来的做法，就是有一副好牌，也会叫他打得稀里哗啦甚至是性命不保！

    宋夫人含着泪看着寇准，寇准拉住夫人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夫人知道，今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更加艰险的道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