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代有卷册浩繁、分支众多的法律，法有“六典”，刑有“八议”，都是对特权与等级的保护。……中国法的界定十分模糊，倒是皇帝圣旨、朝廷法令、祖宗遗训更具威力。因为法自君出，皇帝“钦定”法律，皇权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

没有东西比皇帝陛下更高贵和更神圣。皇帝敕令具有法律效力。

——东罗马帝国《民法大全》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握有实权的先是尚书省，继而又有中书省、门下省，逐步形成三省体制。……唐朝时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掌决策，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事无不总”，负责执行政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

材料三   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却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

材料四   议事会成员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根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

材料五   各法庭审理的案件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各庭的房间、法庭主持人、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也由抽签决定，其责任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需再次抽签。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