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李学勤访谈录：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

黄友爱：中华文化主要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文化，在先生看来，作为长江文化之一脉的湖湘文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和亮点吗？

李学勤：湖湘文化呢，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的是长江中游南部的文化。湖湘这个概念，至少从宋代以后就很突出。至于它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谈到。

黄友爱：近年在湖南出土了大量简帛文书，包括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等，请先生谈谈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湖南地域文化方面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涉及我们的专业，简帛学。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古代文明的书写材料是不一样的，比如埃及用的纸莎草、亚述用的泥版，都没有我们用的这个竹木简和帛书易得和方便。而我们出土的战国简帛，最早发现就是在湖南。一九四二年在长沙的子弹库，在一个小墓里出土了楚国的帛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件帛书现在被收藏在美国。你刚才讲到了里耶秦简，但年代更早的战国简最早也是在长沙发现的。一九五〇年开始连续发现了三批战国简，最早一批是在长沙的五里牌。刚刚你提到的一些近年的发现，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了不起的。湖南地区是出土古代简帛非常丰富的地区，上至战国，下至秦到两汉。出土的这些简帛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太大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书都是后人传刻的版本，像《诗经》《尚书》这些书都很早了，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用现在的文字写成的，不是古代的原貌。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抄，里面必然有些和原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发现的这些简帛，是原物，有的是古书，有的是古代文书。我们研究一篇简的书籍这次就出版了十大本，所以说这个出土简帛的学术价值是很大的。

黄友爱：湖南境内有南岳衡山。但是开始南岳并不在湖南衡山，而在安徽霍山，请问从霍山到衡山，这一转变对于湖南的地域文化有何意义？

李学勤：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存疑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叫岣嵝碑，也称禹碑。一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就都认为是大禹治水刻的碑，原先就在衡山上。后来岣嵝碑原碑找不到了，但还有一些传刻的本子，比如四川一些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个可能和少数民族的古文字有关，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古代的时候南岳衡山就有它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至于这个岣嵝碑，我认为它很可能和巴蜀文字有关系，因为二者的结构很像。所谓巴蜀文字，是指在今天川渝地区出土的一些古代文字，时间从战国一直到西汉。这种文字至今没能被解读，我们不认识，但它又有两个系统：其一与汉字比较接近，另一种则可以确定包含拼音因素。与汉字接近的这个系统的巴蜀文字和岣嵝碑的写法和笔势都很像。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岣嵝碑的真本已佚。

黄友爱：禹碑是内容涉及湖南的最早的古代石刻文献吗？

李学勤：刚才我说了这只是一种猜测，不宜作过多的推论。

黄友爱：先生怎么看待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在湘学研究和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李学勤：岳麓书院是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作为学府从建立书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岳麓书院，其他的书院历史都中断了。今天的湖南大学就是在岳麓书院的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岳麓书院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它的文化史可以写一本专著来讲，但主要就是两段，南宋和近代。南宋的张栻和朱熹有过“朱张会讲”，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大家讲宋代理学就是程朱，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宋代理学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张栻（张南轩）当然算一个，还有更早的一个湖南人周敦颐。张栻的学风和朱熹很相近，但也有不同，这也是他们会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岳麓书院开辟了后世的学术传统，而张南轩在其中的地位我们讲得还不够。我常常说理学史上的湖湘学派和浙东学派讲得还不够。理学就如梁启超所说，是一个思潮，是一群人而非只有程朱。另外一段近代的湘学，我觉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和清朝的理学和汉学都区别开了。清朝的汉学就是乾嘉，这到清中叶嘉道时期就显现出一个不足——它是纯学术的，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那么对它的批评就产生了，只从理学角度批评是不起作用的，但从另外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对它进行批评，湖南学术界就起了很大作用。且不说后来的康梁，我提到一个人王闿运（王湘绮）就很重要。王湘绮很大一个作用就是把学风从湖南带到四川，如开办存古学堂。我常常说晚清的传统学问异军突起的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蜀学又受到湘学的影响。

黄友爱：最近，考古人员在湖南道县境内的福岩洞发掘了四十七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您怎么看待这次发掘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对于考古学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不是狭义的考古学，是古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争论的。究竟人类是不是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就是“夏娃学说”究竟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为什么重要。湖南的道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以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一万年的稻种。

（该文为2016年《湘水》杂志主编黄友爱对李学勤先生的专访，有删改，原标题为《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李学勤先生访谈录》，载《湘水》杂志第三辑，岳麓书社，2016年12月。李学勤（1933-），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通过《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促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5G、物联网等技术大规模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拓展应用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修言认为，制约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资本缺乏投资充电设施的积极性；二是充电设施“落地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相关新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摘编自《陈修言：努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搜狐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二：

    图1   2014——2018我国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图2  2014——2018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通稿《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材料三：

    近日，有感科技在江苏南通发布了新一代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案，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望促成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普及应用，突破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续航短、充电难的瓶颈。有感科技CTO贺凡波博士介绍，大功率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已日趋成熟，当前制约其普及应用的主要因素是安全性、便捷性和经济性，对此，有感科技给出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案，首次提出超薄型中置线圈方案，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化效果。“现阶段，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了新的动向，传统燃油汽车市场已经日趋饱和，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都不断上涨，企业经受住这一市场变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说。

    （摘编自《无线充电技术开创新能源汽车充电新思路》，《光明日报》2019年2月20日）

    材料四：

    3月26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在2019年的补贴政策中，续航里程小于25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将不再享受财政补贴，其他车型的补贴幅度也大幅缩水，同时对车辆的技术标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3个月过渡期结束后，地方政府将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转而将资金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发展前期的主要矛盾是成本过高，因此需要给予补贴以降低购买成本。随着市场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下降，续航里程和充电便捷性就成了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是当前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财政补贴新政策实施后，那些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缺乏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将被淘汰出局；优质企业在经历短暂的冲击后，仍会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因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增量市场。同时，要通过多元化产品布局，抓紧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提升服务体验，增加消费者使用意愿。

（摘编自《告别“营养液”的新能源汽车当自强》，《经济日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一：

本次调查显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非常高，但是实际的参与行为偏少。32.8%的受访者是公益机构的成员，其中，超八成的人是公益机构的兼职人员，全职公益从业者的比例很低。在所有受访者中，31.6%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参加过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31.2%的人有过志愿者经历。在没有公益活动经历的受访者中，超九成的人希望参加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或成为公益活动志愿者。

    强烈的参与意愿没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参与行为，这与活动参与不便捷和参与成本高有关。而互联网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可以弥补传统公益活动参与成本较高的缺陷。互联网公益平台推行的是“人人公益”的理念，借助互联网来降低公益活动参与成本，可以让更多人便捷地参与公益。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最信任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前五位分别为腾讯公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新浪微博微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和淘宝公益，百度和京东的公益平台也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选择。腾讯、微博、蚂蚁金服拥有庞大的用户群，这使得它们的公益平台在宣传推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摘编自《中国公众的公益观调查报告2017》）

    材料二：

    “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司发起，并联合中国顶尖创意机构、数百家公益组织、数十家知名企业一起打造的公益活动，2015年9月7日，第一届“99公益日”拉开帷幕。

    “99公益日”于每年9月的7、8、9日举行，每年的这三天成为中国公益组织的募款狂欢日。“99公益日”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是“配捐”。配捐是一种新的募捐方式。“99公益日”的配捐原则是每当有人捐出一笔钱，腾讯公益基金会或其他金主同时按比例捐出一定教额的钱，达到善款翻番的效果。

    （摘编自《没有“99公益日”，草根组织怎么办？》）

    材料三：

    “拾穗行动”是由知名公益人邓飞发起，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的专项基金。该基金会先后开展了“情系事实孤儿”“情暖少数民族女孩”“中国青年创想计划”等项目。“情系事实孤儿”项目为农村单亲无依的在校中小学生每年提供2600元助学金、200元新年红包，资助受助学子直至高中毕业，保障他们安心学习和生活。

    2017年“99公益日”“拾穗行动”项目三日捐款情况一览表

    （摘编自《2017年腾讯“99公益日”“拾穗行动”项目最终战报》）

    材料四：

    4岁的可儿，大大小小的手术已经经历了26场。

    这个患有先天性食道闭锁之疾的小女孩，出生后就被父母遗弃，之后被送到福利院。

    现在的她，终于可以吃一些简单的食物，每次进食，总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可儿就是在2016年“99公益日”所筹善款的帮助下获得治疗的。

    2017年“99公益日”活动启动的第一天，曾经捐助过可儿的网友在微信上收到一则名为“项目感恩提醒”的短信。点击开来，展现在眼前的是关于可儿目前生活状态的图文信息。

    事实上，每一位曾在腾讯公益平台捐助过的网友在9月7日都会在微信上收到这样的短信。这条短信清楚地告诉你，你曾经捐助过的他们，目前生活得如何，你的那份捐助是不是真实帮助到他们。

    “透明是保障公众利益的首要条件。”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传统的公益模式存在一个信任的‘黑盒子’，这导致传统公益监督机制缺失、执行过程难以透明化。我们要打破‘黑盒子’，让公众对慈善事业持续信任。而过程透明化是取信于公众的基础。2017年上半年，我们正式推出腾讯公益平台项目透明度建设组件，并以该组件为基础构建今年‘99公益日’公益组织的准入机制。”

（摘编自《“99公益日”3天筹款13亿，这些钱流向何方？怎么花？》）